沂蒙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和条件——抗战前党在沂蒙的革命活动(苑朋欣)
发表时间：2019-03-18 13:34阅读次数：次
沂蒙山区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早在大革命前，就有了党的活动。此后，中共沂蒙地方组织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沂水、日照、郯城、临沂、费县、蒙阴、莒县等都建立起党的地方组织。沂蒙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及其革命活动，点燃了沂蒙大地上的革命之火，唤醒和武装了人民群众，为沂蒙精神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和政治思想基础，是沂蒙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和条件。然而，由于以往对此尚未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和广泛宣传，以致许多相关事件和人物迄今很少为人所熟知，鉴于此，本文依据相关资料，主要从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宣传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斗争等方面，对此问题展开论述。这不但对我们了解抗战前党在沂蒙的革命活动有重要价值，而且对我们认识沂蒙精神形成的背景原因也有一定意义。
一、建立和发展党组织
沂蒙山区党的活动，应追溯到大革命前。20世纪20年代初，经过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沂蒙山区的一些爱国青年，多对社会黑暗现状不满，为了寻求光明，离开乡村，奔向城市。他们得风气之先，在革命实践中锻炼成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沂蒙人中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其中的代表人物除莒县北杏村人、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外，主要有李清潍、李清漪、刘晓甫、刘一梦、丁君羊、安哲、郑天九、李平章、牟春霆、刘之言和孙善师等。李清潍和李清漪系同胞兄弟，沂水县下胡同峪村人。1923年10月，李清潍在青岛商科职业学校，经邓恩铭和王尽美介绍，加入了共产党。李清漪在1923年夏，考入上海大学，并在那里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刘晓甫和刘一梦是叔侄关系，沂水西南乡垛庄大地主燕翼堂的后代。二人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产党。几乎在同一个时间里，日照县的丁君羊、尹景伊、安哲、郑天九、李平章、牟春霆也在外地求学期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加入了共产党。刘之言是郯城县马头镇人，1924年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6年在该校加入共产党。孙善师是临沂县桥西村人，1926年秋，在济南省立高中经刘之言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这些在外地求学的共产党人，除在求学期间积极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还经常利用假期回家乡从事革命宣传。这就初步形成了沂水、日照、郯马三个马克思主义宣传基点，为党组织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沂蒙山区成立最早的党组织是中共沂水支部，而在该区最早开展建党工作的是王敬斋和李清漪。王敬斋是沂水县城人，高小毕业后在淄川大荒地煤矿加入了共产党。1926年10月被派到沂水从事建党工作，他首先把邵德孚吸收到党组织中来。这时，李清漪也在1927年清明节前，介绍教师李洪宝加入了共产党。1927年4月，王敬斋又介绍鞠百实、张希周加入共产党，连同邵德孚4人一起，建立了沂蒙山区最早的一个中共党支部——沂水县支部，王敬斋任书记。沂水县支部建立后，李清漪把李洪宝介绍给王敬斋。从此，沂水县支部成为全县党员统一的组织。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但在沂水，却仍保持着国共合作的局面。这时，沂水县党组织在城里、南乡、西南乡和西北乡都有较快发展，已有党员18名。朱寿年、孙固斋、张敬诺等都是这一时期新发展的党员。
大革命失败后，最早在沂水县开展建党工作的李清漪和王敬斋，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李清漪在离开沂水后，在济南担任了中共山东省执委技术书记。1927年5月，李清漪被捕牺牲。而王敬斋则在白色恐怖下，叛变了革命。此后，沂水县党的工作就落到了张希周肩上。1928年6月，山东省执委派孙兆鹏到达沂水，与张希周一起在沂水开展工作。随着形势的变化，张希周感到，实现共产主义，不仅步履维艰，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因此，工作消沉，不久就离开沂水，投靠了国民党。此后，孙兆鹏在朱寿年等人的协助下，在农民中培养建党对象和发展党员，仅在司马村，他就接收了徐相南、李竹林、李韵声等数名党员。此外，还在莒县发展了赵亮昆、张治九、高墨林，薄贯一等人为党员，并建立了党小组。11月，王用章、王复元兄弟判变，中共山东省委(1928年11月，中共山东省执委改为中共山东省委)通知孙兆鹏速回济南。孙兆鹏在离开沂水前，主持建立了中共沂水县委。朱寿年任县委书记。沂水县委诞生后，中共沂水南乡、城区、西北乡区委和莒县特支相继成立，徐相南任南乡区委书记，宋彦勤任莒县特支书记。从此，沂水县的组织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和较有作为的时期。到1924年4月，除莒县特支遭到破坏外，全县党员已发展到200余名，建立党组织和有党员的村庄、学校将近50处。此后，沂水县委遭到破坏，但许多党员却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继续坚持活动。1932年5月上旬，遵照山东省委指示，沂水直属支部成立，谢梅村任书记，邵德孚任宣传委员，韩文卿任组织委员。沂水直属支部建立后，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如在县城，以邵德孚为负责人的瑞麟小学党支部首先建立起来。在农村，西北乡以李洪宝为领导人的党组织不断扩大。南乡在王赞堂的组织下，以苏村、司马为中心，不仅把原有的党组织恢复起来，还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建立了南乡区委，王赞堂任书记。尔后，王赞堂又把党组织发展到莒县的南关和南乡，成立了莒县支部，隶属沂水南乡区委领导。此外，沂水直属支部还派刘中甫到西乡的大松林村，从事党的发展工作，先后接受了王希武、王成全、杨花信等人入党，成立了西乡的第一个党小组。在沂水直属支部的领导下，到1932年8月上旬，全县恢复发展党团员200余名，建立党团支部20余个，还建立了许多党小组。同月，山东省委将沂水直属支部改建为沂水县委，谢梅村任书记，邵德孚任宣传部长，韩文卿任组织部长，李洪宝和王子敬为县委委员。遭受破坏的沂水县委，不仅得到了较快的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在沂水党组织创建和发展的同时，日照党组织也进入了建立和发展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安哲、牟春霆、郑天九先后返回日照从事农运和党组织建设工作。1928年2月，遵照省执委指示，在安哲主持下，建立了中共日照县委员会，安哲任书记，牟春霆任组织部长，郑天九任宣传部长。这是共产党在沂蒙山区建立的第一个县委。日照县委建立后，安哲首先在家乡安家村发展了雇农李芹年、佃农明世厚、织袜工人安茂祥等人入党，并成立了党支部，由李芹年任书记，后又通过支部发展了40余名党员。同时还在两城、于家村、秦家官庄、殷家庙、吴家台等十几个村庄发展了多名党员。牟春霆在本村牟家小庄先后发展了23名党员，建立了牟家小庄党支部，牟春霆任书记。郑天九回乡后，在山字河三官庙介绍穷苦农民汉成运入党，建立了山字河党支部，汉成运任书记。在以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山字河一带共发展党员50余名。1932年2月，省委派巡视员来日照，在对日照县委的工作进行全面考察后，将县委改为中心县委，辖日照、诸城、莒县、沂水四县，并根据形势的需要，增补邰梅斋、杨德玉、汉成运为中心县委委员。日照中心县委成立后，全县党组织又有了很大发展，到1932年10月，日照县已发展党员700余人，团员300余人，100多个村庄内有了党团员，建立了45个党支部、25个团支部。1928年以后，临郯地区的党组织也有了较快发展。大革命失败后，刘之言和孙善师中断学业，一起回到各自家乡。1928年3月，刘之言到马头镇郯城县立第三小学任教。从此，他以教学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地下活动，首先发展了刘谐和入党.1928年冬天，刘之言又把孙善师聘来马头任教。孙善师来郯城后，刘之言在县立第三小学主持成立了中共鲁南第一支部，刘之言任书记，刘谐和任副书记，孙善师任组织委员。1931年春天以后，临郯地区党组织有三条线同时向前发展，鲁南第一支部的刘之参言，先在县立第三小学接收了校长宋幼准、教员马叙卿，学生刘念熹(女)、张一慧(女)等人入党，又在郯城的东部四哨一带发展了朱次彭、危益民入党。接着朱次彭等人又发展了一批农民党员，其中有赵叙五、郭云舫、刘文漪、赵民三等10多人。1930年秋，入党后考入临沂第五中学的刘盛华，也按照中共鲁南第一支部的指示，在临沂第五中学发展了王孝先、胡威廉、刘向正等人入党，并成立了临沂五中党支部，刘盛华任书记。这个支部先后发展了何秀芝(女)、刘瑞芝(女)、周素芬(女)、威铭、王景朋、刘泽昌、曹敬如、徐联五、王钦瑞等人入党。同时，鲁南第一支部的孙善师、刘盛华介绍临沂三乡师学生赵昭入党，并建立了三乡师党支部，赵昭任书记。第二条线是中共徐海蚌特委。1930年秋，徐海蚌特委先在郯城的涝沟、大埠一带发展了胡维鲁、张鲁峰、孟若梦等人入党。接着，徐海蚌特委特派员唐东华又先后发展了胡庆余、侯品增、凌云志、朱继箴、马峭峰等人入党，并建立了中共涝沟区委，胡维鲁任书记，张鲁峰任组织委员，胡庆余任宣传委员。第三条线是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和他建立的临沂特支。1931年9月，山东省委派组织部长宋鸣时到临沂县傅庄一带以教学为名，进行地下活动。在这里，他发展了陈信亭入党，成立了临沂特别支部，由宋鸣时任书记。至此，临郯地区有三条线同时建党，这三条线虽未发生联系，但工作进行得都很顺利。1932年5月，唐东华与刘之言等接上组织关系，并于6月初指定由刘之言、孙善师等组成中共临郯县委，刘之言任书记，孙善师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隶属中共徐海蚌特委领导。不久，宋鸣时调省，临走前又把自己发展的党员介绍给刘之言。从此，鲁南第一支部、徐海蚌特委和宋鸣时在临郯建立的党组织三条线合成一体，共辖马头、涝沟、四哨、城关四个区委，临郯地区党组织得到了统一。临郯县委成立不久，刘谐和还到临沂县板泉崖小学接收了王任之、薛汉鼎、李伴农、夏林、王汉侯等人入党，并于12月建立了以王任之为书记的板泉小学党支部。这个党支部先后在本校和板泉崖、洪瑞等地发展了30多名党员。到1933年复，这个支部的负责人和部分党员升学考取了临沂五中、三乡师和临沂师范讲习所等学校，党的活动也因此转移到了临沂城，并在临沂城内各学校中发展了十几名党员。至此，临郯一带建立了4个区委，110多个党支部，共有350名党员，遍布在100多个村庄。1935年4月，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书记郭子化派李韶九、郭致远开赴抱犊崮山区开展工作。他们先在埠阳、新兴庄、梁邱发展了刘清如、杨茂彬、沈廷信、沈学仁、魏立久、李明法等人入党，建立了新兴庄党支部。同年秋，特委又派李韶九负责重建临沂县党的组织，李韶九在大炉介绍了肖云卿、杨懋修、万国华等入党。以此为基础发展了大炉、车辋、朝仙桥、尚岩、柞城等地的党组织，新党员有40多人，为党的建设打下了基础。1936年夏，根据苏鲁边特委的决定，中共临沂中心县委建立，李韶九任书记。中共临沂中心县委的成立，使临郯地区党组织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新泰、蒙阴一带，在曲阜加入共产党的赵涤云1928年冬回到家乡新泰县，发展王德一、王宪廷、王建青、李牧青等加入了党组织。1931年2月，中共泰安特别支部决定建立中共新泰小组，由赵涤云任组长。12月底，成立了中共新蒙县委，赵涤云任县委书记，李冰若分管组织工作，王献廷分管宣传工作，县委成立后，在新泰县东部和蒙阴县北都龙须崮一带的梭庄、野店、土门等村，大力发展党组织，先后建立了蒙阴县城、两县村、烟庄村3个党小组。1932年春天，中共新蒙县委遭到破坏，同年10月，在省委帮助下，又成立了新的新泰县委，王献廷任书记，崔宪武、王德一、王迫吾、李阳谷为县委成员，继续领导新泰、蒙阴县的党组织进行活动。到1933年春，在新泰东部和蒙阴县龙须崮附近已发展党员70多人。
最早来费县建立党组织的是沂水县委书记张希周。1929年2月，由山东省委派遣，张希周与袁时若、李天钧等一起来费县开辟党的工作。5月，他们发展了王兰斋、杨占升入党。1932年，费县师范讲习所第一期开学，郯马地区党组织负责人刘谐和，来讲习所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任教期间，在学生中发展了李伯瑾、商向前、诸葛昌林等入党，在校外发展了尚明、陈子齐、郭华、陈子未、刘子峨等，并建立了费县党支部。在这些党员的发动下，费县先后建立了甘露寺、周井铺、徕庄铺、西西皋、石崮庄、贾庄等党小组。临沂三乡师的赵昭，在这时发展了费县籍学生赵子育、鲍天仇、唐军入党。赵、鲍、唐等也先后在他们的家乡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1933年7月，中共临郯县委领导成员刘谐和、马叙卿在苍山暴动失败后，来费县暂时隐蔽并继续领导费县党组织的工作。这年11月，刘谐和、马叙卿主持成立了中共费县临时县委。尚明为书记，李伯瑾、陈子未为委员。1936年7月，山东省委宣传部长林浩受山东省委的派遣，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以教学为掩护恢复并发展党的组织。当时，由于党的活动处于秘密状态，林浩未能与原来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便在校内同学中发展了王宗一、崔晓东、李祖恩等一大批党员，且于同年12月建立了以王宗一为书记，崔晓东为组织委员，李祖恩为宣传委员的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1938年1月，山东省率八路军第四支队到费县北部山区后，临郯县委发展的党员与林浩发展的党员得以汇合，在省委秘书长景晓村主持下，组建了以张若林为书记，李伯瑾、王力生、王敬明等为委员的新的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1938年6月，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后，费县南部的党组织也统一于边区省委领导之下。这时，费县党的组织已有25个支部，150名党员。
总之，沂蒙山区早在大革命前，就有了党的活动。中共沂水支部的成立，开始了创建沂蒙地方党组织的新时代。此后，沂蒙地方党组织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到抗日战争全民爆发前夕，党的活动已遍及沂水、日照、临沂、郯城、费县、蒙阴、莒县等地，日照、沂水、临郯、新(泰)蒙(阴)、临沂相继建立了县委或工委，日照、临沂还成立了中心县委。在反动势力统治较强的北方地区，在偏僻的沂蒙山区，能够产生共产党组织，充分说明了共产主义运动强大的生命力。沂蒙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使沂蒙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二、宣传革命思想
沂蒙山区各地党组织成立以后，十分重视政治宣传工作，在艰苦的地下斗争实践中，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思想。这些革命活动，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撒下了革命的火种。
(一)以书籍、报刊为平台，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清潍，李清漪兄弟，是沂水县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早的人，其中，在青岛商科职业学校读书的李清潍第一个将《向导》《晨钟》等刊物和一些新书报带到了沂水乡间。在上海大学读书的李清漪，每至假期回家也带回一些进步书刊，诸如《新青年》《新建设》等，介绍给当地青年传阅。李清漪还在家乡出刊油印的《农民小报》，向农民传播革命思想。沂水直属支部建立后，瑞麟小学的党团支部创办了油印刊物《支部生活》，并利用这个刊物，对党团员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介绍苏俄革命情况，还油印了《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红军歌》等。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如《共产主义ABC》《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等，开始在党团员和进步师生中秘密传阅。这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充满先进思想的书刊，在一些激进的知识青年心中，透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日照县最早在乡间传播革命思想的是丁君羊、尹景伊、安哲。他们经常利用假期和探亲的机会在家乡从事革命宣传。一些进步书刊，如《向导》《新青年》《中国建设》和鲁迅的小说、进步报刊杂志等，也随他们陆续传到家乡，在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影响，莒县党组织的革命宣传工作主要由王赞堂负责。从1933年下半年至1936年，王赞堂不断给莒县党组织邮寄材料，其中就有钱俊瑞在上海主编的《现世界》《真理报》《什么是共产主义》等小册子。刘之言、孙善师是临郯地区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早在1928年6月，在郯城县立第三小学任教的刘之言，就在附近小学教员中介绍左翼作家的作品，如《呐喊》《热风》《煤油》《唯物史观》等，这些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教育了读者，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鲁南第一支部建立后，党支部编写了《农民》《开会方法》《红色鲁南》《共产主义浅说》等刊物，并翻印了《从一个人看新世界》等材料，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大大提高了群众的觉悟。1929年2月，费县城党小组成立后，创办了由袁时若任主编的《血花报》，小报内容包括国际国内形势，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形式以小说、诗歌、评论、插图为主。小报还运用各种文学形式揭露帝国主义、土豪劣绅的罪恶，对发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起了积极作用。在党组织指导下，费县讲习所青年学生阅读的进步书籍，主要有高尔基的《母亲》《苏联大观》，鲁迅的《呐喊》《傍徨》，肖军、肖红的《八月乡村》，还有《丰收》《在德国监牢中》《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当时对学生教育最深，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读书。如关于剥削问题，有的学生以前弄不清楚穷人为什么穷。看了《丰收》中，江南佃户辛辛苦苦打下稻谷，白米饭未吃一餐，就被地主抢走了，才体会到，穷人所以受穷是因为受地主剥削，因此对黑暗社会的认识大进了一步。
(二)开办贫民学校和夜校，利用讲坛进行革命宣传
共产党还通过开办贫民学校和农民民夜校，在贫苦农民中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启发群众的阶级党悟。1926年初春，李清漪在家乡办起了山村第一所平民学校，村内外四五十名贫苦人家的青少年到校学习。平民学校所用教材，是李清漪亲自编写的。教材内容为一些常用字和通俗易懂的古诗词、民歌民谣。单从教材上看，没有多么强烈的政治内容，但在讲课时，李清漪却把文化知识的传授和革命的启蒙教育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从此启发人们的阶级意识。比如，他讲“天”字时就说:“天”是“工”和“人”合起来的，这说明工人农民迟早要坐天下，没有地的给地，没有房子的给房子。再如，他讲“赤日炎炎似火烧……”这四句歌谣时，就讲阶级压迫和社会的不公。在讲《礼运·大同篇》时，他就结合大同思想讲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这些深入浅出的道理都是穷苦青年极易接受的。受李清漪的影响，邻村开办的一些平民学校，都使用李清漪所编教材，对贫民子弟进行革命教育，并普及文化知识，这就使共产主义思想在沂水西北乡农民中得到了广泛传播。此外，沂水县的很多地方还办起农民夜校，并把夜校变成了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在日照，郑天九在汉成运的协助下，在三官庙开办了“平民夜校”，他经常利用这个讲台，向农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费县师范讲习所党组织建立后，在该所任教的林浩非常注意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启蒙教育，主要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讲国民党的卖国，讲各地学生运动、工人运动，讲国际形势。林浩的宣讲在青年学生中就像点燃了一盏明灯，如他在讲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时，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一直讲到科学共产主义社会，并且画了一个塔形图，塔尖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画好后虽然很快就擦去了，但却永远印在了青年学生的脑海里。经过宣传教育，青年们的觉悟很快提高起来，以前想不通的问题也豁然开朗。此外，党组织活动的沂水县瑞麟小学、郯城县立第三小学、临沂县板泉崖小学、临沂五中、临沂三乡师，都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园地。
(三)组织各类群众团体，宣传教育群众
沂蒙山区的共产党人十分注意利用群众团体开展革命宣传工作。早在1925年，丁君羊就在青岛组织成立了“日照同乡会”，向同乡讲解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国家命运、青年前途等问题。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日照县委为领导全县人民广泛开展反日爱国运动，成立了“抗日外交后援会”，发动爱国知识分子和县立中学师生、店员等组织宣传队，宣传抗日。1928年以后的两年里，县委还在党的中心活动地区，成立了“觅汉会”“佃农会”“盐民会”“车伙子会”等群众团体，党组织在这些团体会员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1932年2月，日照县委改为中心县委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佃农会”、“觅汉会”等各种类型的农民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在临郯，1928年6月，郯城县立第三小学的刘之言，联络附近小学教员，成立了“小学教员联合会”、“读书会”、“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鲁南第一支部建立后，除继续组织“读书会”外，还成立“讲演会”“文娱晚会”，夏天的“纳凉会”和冬天的“围炉会”，进行革命宣传，教育群众开展合法斗争。1931年冬，孙善师主持下的中共三乡师支部建立后，组织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和“读书会”，在一些进步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在沂水，大革命时期，邵德孚就在学生中组织了“读书会”，在教员中组织了“教员联合会”，在农民中组织了“互救会”，宣传革命思想。沂水支部建立后，支部负责人孙兆鹏在沂水南乡的司马、西南乡的依汶、西北乡的胡同峪等地及沂水城周围的农村，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及党的外围组织“贫民会”，宣传教育农民。沂水县委成立以后，将组织农民协会作为县委的中心任务。在广大党员的带领下，在县委建立不久，农民协会就有了很大发展。全县区、乡、村大都建立了农民协会领导机构，协会会员发展到5万余人。在费县，农会的组织也较为健全，县、区、乡、村都有农会。县农会建立后仅两个月的时间，全县就成立了康田庄、北小山、由吾、地方、校场、崮子、徕庄铺、黄汪头等几十个基层农会组织，发展会员数千名。当时农会的口号是:农友们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
(四)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演出文艺节目
标语、传单等宣传品，在广大群众中广为流传，对发动农民革命能起到重要作用。1928年11月，沂水县委成立后，沂水各地党组织通过秘密贴标语、散传单，传播革命思想，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列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沂水南乡区委的宣传工作比较活跃。他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在这些传单中，有署名毛泽东的《中华临时苏维埃政府布告》和《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围剿胜利的报告》，还有红军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报告等。鲁南第一支部建立后，党组织利用节日和集市进行革命宣传。宣传的方式多种多样，主要是趁夜深人静时张贴标语，有的把标语贴到警察局、国民党县政府的门口或学校门上、墙上。有的趁演戏、逢集把传单撒到公共场所。演出文艺节目也是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手段。“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日军很快便侵占了整个东北。广大群众对“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政府切齿痛恨。为激发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孙善师编写了一个纪念“九·一八”的话剧，同学们在马头镇大街戏楼上演出，产生了一定影响。日照县委改为中心县委后，郑天九领导县立中学党支部，组织师生700余人，胜利召开了纪念“五四”十三周年大会，印发了郑天九撰写的《告全县父老兄弟书》，公演了反帝反封建的文艺节目。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五)深入农村，在农民群众中进行革命宣传
共产党人还深入群众日常生活，与农民谈心，激发群众反抗精神。在沂水，进行阶级教育是沂水党组织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如孙兆鹏经常带领党员到南乡的司马、西南乡的依汶、西北乡的胡同峪等地及沂水城周围的农村，宣传教育农民。当时，沂水很多地方的佃户除受残酷的地租剥削外，还被迫接受为地主保护财产的武装训练，再加上官府强征各种税捐，佃户们苦不堪言。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沂水各地的党组织在佃户中进行阶级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如一些地方党组织找穷人谈心，从种田人守着谷米饿肚子讲起，对他们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告诉他们说，“不是山岭地皮薄，打不着粮食囤里空，而是地主的租米重，利钱高；不是因为穷人天生命里苦，而是因为有不合理的剥削制度”，“穷人要想翻身得解放，就得砸碎吃人的剥削制度。”在日照，安哲回乡后，经常深入到贫雇农家中，与佃户和雇工促膝谈心，讲解革命的道理，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中共临郯县委也通过宣传革命思想进一步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如刘之言就向农民群众宣传砸烂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重要意义。他说:“父老们要问我们为什么要干共产党?因为现在的社会太不公平，世上人吃的、用的、住的、穿的，哪一样不是工人，农民创造的呢?但是创造财富的人却用不不上，这些财富哪里去啦?都入了资本家的库，填了地主老财的仓，“从今以后，有钱的人讲的那些歪理，统统要翻过来。比如过去是‘种谁的地归谁管’，以后就要实行‘谁种地归谁管’……从前是不种麦的吃白面，以后是谁种麦谁吃面，不劳动的不能吃饭。”这些话句句打动人心，大大启发了群众的阶级觉悟，使群众明白了革命的道理。在费县以西平邑一带，党组织宣传的重点是揭发地主剥削农民、放高利贷的罪恶。党组织还在一些重灾区宣传发动群众拒交钱粮。1933年，反动政府在催逼灾区农民纳钱粮时，尚明、陈子未和李伯瑾向灾区群众广泛宣传，大意是不交钱粮庄庄同意，人人赞成，主要问题是一个抗不了，得全庄都抗，一个庄太单薄，得把灾区的庄全都联合起来，就抗得了。通过宣传，村民对催粮的布告，置之不理，“他派人催，就先和他讲理，他如抓人，就和他打”，在这种情况下，反动政府也无可奈何。正是党组织的这些宣传工作，激发了农民群众的反抗精神。
总之，沂蒙山区的党组织，介绍进步书刊，油印革命小报，开办贫民学校，组织群众团体，书写标语，散发传单，演出文艺节目等，向青年知识分子、农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进行阶级教育，这些闻所未闻的新思想，犹如清新的春风吹醒了人们的心田，又如一声声响亮的号角，振奋着人们的精神。广大群众懂得了革命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认识到他们为什么受苦受累，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黑暗统治，砸烂不合理的剥削制度，穷人才能过上好日子，认识到“中国只有走苏联革命的道路，劳苦大众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共产主义早晚有实现的一天。”
三、开展革命斗争
沂蒙各地党组织在宣传革命思想的同时，还率领人民群众进行反帝斗争、经济斗争和反霸斗争，发动武装暴动，广泛地开展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内容的群众运动，使沂蒙山区的革命形势进入了一个崭断的阶段，
(一)领导反帝斗争
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党领导下的沂水县农协在沂水城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农协会员、各校学生及名界代表万人与会。县农协负责人张敬诺及教育界、工商界的代表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贪官污史”的口号震撼着沂水城。当游行队伍经过税务局和区公所驻沂水城办公处的时候，见到这些一惯吸吮民脂民膏的贪官，群情激愤，徐相南带头冲入，“先把税务局的牌子砸碎，又把代表邱淮打得抱头鼠窜”。在纪念“五·三”惨案一周年之际，沂水东里店学校党支部决定，发动农会会员及各界民主人士举行一次大型的集会，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5月3日，沂水三区和八区的农会会员及贫苦农民3000余人，擎着红旗，背着大刀，扛着红缨枪，提着大铡刀，敲锣打鼓地从四面八方涌向东里店广场。近中午，游行开始，一条欢腾的长龙塞满了整个东里店大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工人农民团结起来!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党组织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满腔愤怒，热血沸腾，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在临沂城，1931年10月，三乡师和五中的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为要求赴(南)京请愿发动了罢课斗争，声援平津学生南下请愿，宣传抗日救亡，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罢课斗争历时一星期。1932年5月3日，三乡师和临沂五中党支部紧密配合，借临沂城逢会之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游行示威。这次游行示威以“反帝大同盟”为骨干，以三乡师和临沂五中学生为主体，得到全城各学校学生的热烈响应。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投降”的怒吼声中，学生们砸碎了国民党临沂县党部门旁的牌子和悬在门楼上“以党治国”的横匾，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器张气焰。
(二)开展经济斗争
党组织的革命宣传，使广大农民认识到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革命的积极性大大增强，在党领导的农会带领下，纷纷组织起来向地主豪绅开展经济斗争。如农会提出“不准地主退田，保持永佃，地主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农会向地主借粮，救济贫苦农民，说借多少就多少，地主们一般不敢打折扣”。1929年早、涝、蝗三灾俱全，官府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苦万状，或吃糠咽菜、草根树皮度日；或逃荒要饭、卖儿鬻女。在此情况下，沂水县委书记朱寿年和农会负责人郭文宗按照县委的布置，领导依汶一带的农民协会，开展借粮斗争。马牧池一带的大地主刘维用不仅拒绝借粮，而且对借粮农民“气势汹汹”。朱寿年、郭文宗率领农会会员，将其家丁的枪全下了。为了扩大影响，大造借粮的声势，打击部分地主、富农的嚣张气焰，朱寿年、郭文宗等又把400多名会员组织起来，扛着刘家的枪支，步行30多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沂水西北乡党组织也领导农民向地主展开借粮斗争，1935和1936这两年的春天，大多数农民断粮，生活困难。党组织就发动群众向地主借粮。借粮方针是:“不抢不夺，不借不行。有借有还，开给借条”。地主们虽然有点勉强，但迫于群众的压力，不敢不借。沂水西北乡党组织还向地主进行减草斗争。西北乡地主对佃户剥削十分严重。佃户们除了常年给他们干一些无报酬的活外，地主们还规定，“佃户每种50亩地每年上干草1000斤”穷人春天借他1升粮，秋天要还他3升；秋天用他1升麦种，来年麦季还4升。对于这些剥削，穷人们都忿忿不平。1934年三、四月间，西北乡的党组织决定发动佃户进行减草斗争。先召集佃户召开了齐心会，会上商定除减草外，还要地主增加工资和减少高利货粮剥削。会后一齐行动起来,佃户一齐退地，放牛羊的不放了，挑水的不挑了，做饭的不做了，这样一直搞了五天。地主们看到群众起来了，只得答应提出的条件:草全部减掉；借粮1升改为还2升；工资增加到两元。在这同时，党组织在河北、常庄、梭峪、小诸葛、孔家庄、胡同峪等村也相继发起减草斗争，其中小诸葛村佃户在陈步先和段春三的带领下，同地主的斗争最为坚决。在临郯地区，鲁南第一支部成立后，也带领群众开展经济斗争。为解决群众的困难，党支部发动贫雇农向地主提出增加工资和增添生活资料的要求，还组织群众向地主借粮。通过这些斗争，特别是借粮，使八百多户农民暂时免予饥饿，对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扩大党的影响，提高党的威信起了很大作用。
(三)进行反霸斗争
沂水南乡农民的反霸斗争搞得轰轰烈烈，苏村一带的司马、世舍庄、李家庄、夏家小河，依汶一带的朱家里等地农民协会集中大刀、长矛，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使一些恶霸地主“心惊肉跳，坐立不安”。牛家小河恶霸地主牛守元，以繁重的地租剥削佃户，并高利放贷，盘剥农民。他还包揽讼词，欺压善良懦弱的农民，附近群众被他压榨陷害无法生存者不在少数。1928年10月18日，徐湘南、李德厚、李韵声等组织500余名农协会员将牛守元拉至苏村大集上游斗。这是沂水南乡乃至全沂水县第一次反霸斗争，广大农民无不称快。在费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反霸斗争矛头直指全县头号劣绅南石沟大地主李琢。李琢勾结官衙，联合各乡社封建势力，盘剥乡民，私立联防、购枪、招待三捐，指使大地主王昭曾率团丁强迫农民限期缴纳。1929年5月，农协会在康田庄召开抗捐抗税誓师大会，有5000余名会员参加，决议废除“三捐”。6月底，王昭曾率武装团丁40多人，闯入康田区农协驻处，捣毁农协机关，打伤会员。针对这一情况，张希周召集县农协会议，研究对策，并派农会骨干捉了王昭曾，押到康田庄召集群众大会批斗。次日又将王押送县府，要求严惩，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与此同时，农协会组织各区，村千名农会会员手执长矛，大刀在县城游行示威，迫使国民党县长廖肖接受了农民的要求。日照县山子河有一恶霸叫郑鄂廷，为人歹毒，人称“土”(一种毒蛇)。他上通官府，下勾土匪，对当地群众敲骨吸髓，民愤极大。自他窃踞了邵瞳小学名誉校长后，常以办学为名，到处霸占田园、山林。1931年春，“土”又要霸占山林。郑天九、郑平带领了几百农民拥到郑鄂廷的门前，当众揭发了他的罪行。在广大群众压力下，官府慑于民愤，只好惩办了“土虺”，并迫其将霸占的山林交由邵瞳小学，变卖作为固定教育基金。这次反霸“土虺”斗争的胜利，为日照西南乡人民除了一大祸害。这期问，安哲也在家乡安家村发动农民，向大地主“旗杆底”开展了“减租抗暴的斗争”，逼使器张的恶霸地主暂时收敛了对佃农揭锅锁门的残酷剥削与压迫。
(四)组织武装暴动
在群众斗争蓬勃发展、党的力量不断壮大之际，沂蒙山区爆发了著名的日照暴动、沂水暴动、苍山暴动、龙须崮暴动。1932年10月，由日照中心县委组织发动的日照暴动，是党在沂蒙山区领导的第一次武装斗争，也是当时山东省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暴动，安哲、郑天九、牟春霆为暴动指挥，1400余人参加了起义。起义队伍收缴地主武装，逮捕恶霸地主，焚烧地主田契，开仓济贫，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坚持斗争13天，经大小战斗30余次，战斗中130余人牺牲。1933年夏的沂水暴动是沂水县委利用大刀会组织发动的武装暴动。暴动期间，沂水县委通过了将大刀会斗争发展为游击战争，进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起义队伍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血腥镇压，最后由谢梅村等率领150余人开进沂山，坚持游击斗争3个月，历经战斗20余次，终因难于坚持而失败。1933年7月的苍山暴动，是临郯县委领导的旨在建立工农武装和苏维埃红色政权的武装暴动。暴动队伍300余人，枪支百余，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总队”，县委军事部长郭云舫任司令，刘之言任政委，宣布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收缴了地主武装的枪支，并打开地主粮仓，分发粮食给农民。1933年7月的龙须崮暴动，是中共新泰县委与蒙阴县党组织共同领导的一次武装暴动。暴动以后，建立了一支100多人、80多支枪的农民队伍，称新蒙红军。由祝慨夫任司令，王宪廷任党代表。提出了“打倒军阀雪国耻!”“打倒土豪分田地!”“建立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等口号。暴动队伍还没收了附近村庄地主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沂蒙地区的这些武装暴动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仓促发动的。当时，只看到反动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和农民的反抗情绪，没有充分估计到当时的暴动条件根本就不成熟。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注定了暴动失败的命运。暴动失败后，日照、沂水、临郯、新蒙等地党组织都遭到了很大破坏。
综上所述，沂蒙老区各地党组织成立以后，在艰苦的地下斗争中，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在沂蒙山区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宣传革命思想，领导群众运动，发动武装暴动，率领人民群众创造了英勇悲壮的光辉业绩，在沂蒙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壮丽的一页，成为沂蒙精神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首先，党的革命宣传工作，在沂蒙人民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启发和教育了广大人民，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为后来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骨干队伍的产生，为创建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思想与群众基础。其次，各地党组织在闭塞落后的沂蒙山区向农民群众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税”“铲除贪官污吏”的革命主张，发动农民，开展借粮斗争、减草斗争，甚至开展打土豪、反劣绅的革命斗争，大长了农民的志气，大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不仅打击了地主封建势力，而且同时也锻炼和造就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和积极分子，有力地显示了农民解放的伟大力量，第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在沂蒙山区竖起了革命的红旗，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大大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扩大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后，人们暗暗地盼望着、串联着、发展着革命的地下组织，保护着先烈们用鲜血在广大人民心中播下的革命火种。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些“星星之火”又在沂蒙这片土地上燃烧起来了，终成燎原之势。
(作者系临沂大学苑朋欣，未经作者和本网站同意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