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县师范讲习所，于三十年代初为本县培养师资而创建，是费县当时的最高学府。学校坐落在城西北角，是由原来的城隍庙改建而成的，学校设备很简陋。从开办到抗日战争爆发，这所学校先后办了五个班级，约二百余人。一、二、三级的同学毕业后，均由国民党县政府分配到农村城镇当了小学教员。我们四级和五级在校的学生，约有八十多人。建校以来，先后更换了四个校长。一九三六年国民党政府派来的校长叫徐乐亭，昌乐县人，是国民党员，基督教徒。教员多数是从各地聘来的，大部分比较年轻，其中有共产党员，有政治上倾向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有些是国民党员，但多数是混饭吃的，只有个别的政治上很反动，是国民党县党部的底线。
一
三十年代初，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高压统治，大搞白色恐怖，我们党只有在穷乡僻壤才适合埋下革命的种子。位于沂蒙山区高山峻岭之下的费县师范讲习所这块小天地，是进行革命活动很好的阵地，是传播马列主义很好的场所。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都是出身于贫苦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家庭的子弟，也有极少数是地主、富农子弟，但能左右学校局势的是贫苦家庭出身的子弟，他们受尽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高利贷等反动势力的压迫剥削，用家中父老忍受饥寒节省下来的微乎其微的钱来求学。多数同学没有钱加入学校的伙食团，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外的家乡背干煎饼，吃咸菜，喝白水来求学。本城的也有许多是走读生，这些贫寒学生，本能地具有接受马列主义真理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这所学校从建校起，就有一股子革命力量在成长着。据了解，办学不久就有一位刘复平老师，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后来，王觉生、冯毅之同志（现任山东艺术学院的院长兼党委书记）也曾在这里教过书，进行过马列主义的宣传活动，还写过一些进步的诗集和短篇小说。李伯瑾、商向前、诸葛金亭（朱林）等同志都是一级的学生，也是那时发展的地下党员，一九三三年五月，鲁南地区发动的“苍山暴动”被镇压后，我党采取了战略退却的方针，暂时荫蔽，聚集力量，师范讲习所一度中止了党的组织活动。
一九三五年十月，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带领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全国出现了新的局面。之后，抗日的烈火在西北、华北、东北以及全国各地燃烧起来了。当此民族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刻——一九三六年八月间中共山东省委派林浩（原名尹圭璋，当时用名尹骆饮）同志来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以教师身分为职业掩护，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进行革命活动。从此，这里的青年学生得到了一位良师益友。
林浩同志是级任教师兼课任教师。他利用国文课这块阵地，了解学生，教育学生，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记得林浩同志第一次给我们出的作文题目是《一个贫苦学生的自述》。通过这一篇文章，使每一个贫苦学生都亮出了自己的身分，道出世世代代家庭的血泪史，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控诉地主富农的压迫剥削。当然大多数同学的文章只不过朴素地讲出苦难的事实，而没有自觉地从阶级、社会根源上系统地分析观察问题，有的甚至还持有宿命论的观点，认为贫穷是命运不好。林浩同志一方面挑选一些立场、观点比较明确的文章，用红毛笔加上批语，在同学中宣读、传阅，一方面将一些宿命论的观点归纳起来提供同学们思考，发动大家讨论辩解。然后再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给同学们进行小结，使同学们第一次听到了马列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论述，解决了贫苦青年学生长期苦闷而得不到解决的疑团。所以林浩同志很快就得到这些同学们的拥护和爱戴，费县师范讲习所从此活跃起来了。
在校学生都有学校统一发的经过政府审定的课本，可是，林浩同志却不按国文课本讲课。他从国内外进步作家著作和进步报刊杂志中选编了许多讲义。如高尔基的《海燕》、《母亲》，鲁迅的《阿Q正传》，以及反映当时抗日救亡运动的论文和报告文学、诗歌等等。林浩同志把课堂变成了宣传革命道理的讲坛。他讲十月革命，讲帝国主义侵略和“五四”运动，讲“九一八”事件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讲制止内战，一致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激励着同学们的民族革命热忧，启发同学们的阶级觉悟，使同学们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久而久之，大家感兴趣的不是学校规定的课本，而是林浩同志的讲话了。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也常来学校监听老师上课，他们一到，林浩同志和同学们就不约而同地拿起课本应付一阵子。他们一走，同学们就悄悄地告诉林浩同志说·“狗走了，讲吧。”同学们异口同声地称赞：“我们的国文课，是议论国家大事的讲堂。”
随着同学们觉悟程度的提高，只听老师讲，已不能满足要求，大家迫切希望读到一些革命的书刊、报纸。学校的图书馆不但书籍陈旧，破烂不堪，而且为数很少，进步书籍根本就没有。同学们向学校当局提出买书的要求，校方推说没有钱。大家就从林浩同志那里借一些书来看。记得他带了柳条包书，都是国内外进步文学著作、社会科学著作、抗目救亡集、青年自学丛书和一些进步的《文学月报》、《生活》半月刊、《大众文艺》、《光明》等杂志，还有供党内传阅的油印小报《星火》，大家偷着互相传看。后来经过充分酝酿，学生们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了读书会。这是党在学校建立起来的第一个群众性学习组织。为了求知识、求真理，大家节衣缩食凑了一些钱，买了一些进步书籍，订了几种进步刊物，由读书会指定专人负责保管，分散在会员中传着看。当时在费县师范讲习所掀起了一个学习革命理论和传播抗日救亡言论的热潮。
新成立的读书会，不仅组织同学们读书看报，而且举办读书座谈会、时事讨论会，还出刊了墙报。当时活动的中心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揭露批判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组织一些进步的同学在读书讨论会上讲演，为墙报写稿。墙报的名称，开始叫《校园》，后来改为《燎原》、《前哨》。墙报的内容，思想性战斗性较强，形式多种多样，有政论性的，评论性的，也有散文、短篇小说、诗歌等等。不少文章写得比较泼辣、尖锐，一针见血，如《“九一八”事变说明了什么》、《东北人民的呼声》、《攘外必先安内对吗》、《谁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是谁挂着羊头卖狗肉》等等。费县师范讲习所的墙报和读书会不仅对本校学生的进步推动很大，对本校教职员工和社会上知识青年也有一定影响。当时，国民党县政府教育科长徐绍业责令徐乐亭，要他纠正学生的所谓过激言论，要取缔墙报。这位徐校长为了保住饭碗，采取了两面应付的态度。特别是在墙报刊头改为《燎原》之后，他也曾叫嚷要“取缔”、“追查”，追问文章是谁写的，因为拟稿人都是用的别名，没人理他，他叫嚷一阵也就过去了。后来他在一次周会上讲话时说：“抗日我也赞成，但你们不要言词过激，那样对学校和你们都不利啊！”学校里有一个姓侯的总务主任，是个油头滑脑靠攀上司混饭吃的家伙，同学们都喊他“猴子”、“狗”。他经常来往于县政府教育科，实际上是国民党派到学校里的底线，搞特务活动的。平时，他鬼头鬼脑、跑来跑去地打听消息，经常在教室外面偷听林浩同志讲课，还以查夜为名，到学生宿舍观察动静。所以，同学们常叫他“狗”。每逢我们的墙报贴出去，他总是站在那里看来看去。有一次，他看了一篇驳斥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主张停止内战，联合起来，一致抗日的文章，在那里评头论足叫嚷什么“这话说得荒唐”，“当学生就应该好好读书，国家的事情用不着学生来管”等等。同学们当场同他争辩起来。有的同学问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当老师的懂不懂？你们不也是中国人吗？”也有的同学问他：“主张停止内战，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一致抗日，荒唐在哪里？”质问得他张口结舌无言答对，灰溜溜地跑掉丁。从此大家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老法”、“狗”（意思是法西斯走狗）。尤其令人愤恨的是，他密告林浩同志。为了除掉这个祸根，我们把他贪污修缮经费、吸鸦片、同自已的女儿鬼混等等犯罪行为整理成材料，告到县政府和专员公署。因为事实无可争辩，国民党县政府无可奈何，只好撤了他的职。
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发生的西安事变，对学校震动很大，对改变学校面貌起了重要作用。记得一天下午，林浩同志来给我们班讲课，在讲台，他宣布了“西安事变”消息。我们要求林浩同志讲讲他对这一事变的看法，林浩同志当即慷慨陈辞。他首先分析了国內外当前形势，接着讲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全国工农兵学商的共同愿望，大势所趋，不可阻挡，阐述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开后，学校立即轰动起来，大家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可是校方要员们却如丧家之犬，大惊失色。徐校长哭崁着脸，唉声叹气；侯总务坐立不安，四处窥探；“崔老夫子”（训育主任）竟然喙啕大哭起来。第二天，国民党县政府在南关文庙小学召开营救蒋介石大会。所谓工农兵学商各界和国民党政府机关的人员参加了大会，费县师范讲习所和它的附属小学师生也参加了大会。国民党县长陆鼎吉在大会上作了营救蒋介石的讲演，宣读了一个营救电文。师范讲习所的很多同学在会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大会以后，组织游行。队伍从县城中心街穿过，稀稀拉拉，拖得很长，一面走着，一面呼口号。别的队伍按照县政府发的口号呼，师范讲习所的同学们却振臂高呼：“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惩办汉奸卖国贼！”“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等。这次游行活动之后，师范讲习所的墙报《燎原》出了增刊，引起了国民党县政府的注意，他们开始怀疑师范讲习所里有共产党的活动。
“西安事变”后，师范讲习所展开了较为广泛深入的宣传活动，重建党的组织，开展了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政策的宣传，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同年底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由李瑞祥、盛清澜、胡震等同志组成“民先”分部干事会，并与省总队部杨涤生同志接上了联系，抗日救国运动开展得姦轰烈烈。可是，林浩同志已成为国民党费县反动政府的怀疑对象了。学校当局除加强了对林浩同志的监视以外，还在林浩同志的宿舍里安上一个“钉子”，把一位年轻的姓孟的音乐体育教员安排在他的隔壁。要这个小孟把林浩同志一切活动，随时向校方报告。小孟夫妇俩，都好吃好玩，不十分关心政治，又加林浩同志也注意了对他们做工作，好歹没出什么大事。虽然如此，林浩同志已经不便于再在此继续工作了，同志们和一些进步的同学对他的处境都非常关心，山东省委也十分关心着林浩同志的安全。十二月下旬，省委借用林浩同志家里人的名义来信，要他回家“结婚”。一九三七年月初，林浩同志提前两周结束了他的“课程”，回到了济南。
林浩同志在费县师范讲习所教书期间发展了一批党员并在行前建立了费县党的领导组织，成立了由王宗一、李祖恩、崔友仁等同志组成的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
怵浩同志回省委后，又通过关系，向校方推荐了济南第师范毕业的刘士明（即安波同志，原名刘清录）、张秀千、孙济云等同志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任教。安波同志是省委派来的特派员，协助费县工委开展工作。在讲习所里安波同志担任国文、音乐和地理等课程，他热情满怀，但活动方式却比较隐蔽，当吋除工委的同志外，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分。他善长文学艺术，特別突出地发挥了音乐方面的才干（他是我党有名的音乐家）。他抓住了青年学生爱好音乐和富于爱国激情等特点，大教大唱救亡歌曲，并通过歌词大意，鼓舞学生的抗日热情，使同学们很快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马赛曲》、《国际歌》、《大路歌》、《毕业歌》、《敦亡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除奸歌》等二、三十支革命歌曲。同学们说：“刘老师来了，师范讲习所多年不用的唯一的一台风琴响起来了，革命的歌曲唱起来了。”大家不仅在音乐课堂上唱，课余休息也唱不仅在校内唱，还利用假日到城郊村镇上演唱。唱得大家激情满怀，唱得大家热血沸腾。“七七”事变的前夜，我们借欢送三级同学毕业的名义，与他们同台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芦沟桥上》、《月亮上升》、《杀敌报国》等抗日话剧，演唱了二十多支救亡歌曲，昼夜两场，轮番上演，接连三天，场场满座。以文艺武器传播革命思想，启发人们奋起抗日，一浪追逐一浪，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怒潮。党组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组织了“歌咏团”、“化妆讲演团”举办了诗歌朗诵会、音乐剧作比赛会，吸收进步同学参加，成立了半公开的党的外围组织。还发动了在城镇乡村教书的同学和进步教师，成立了“教师救国联合会”。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加强领导，还安排了党员和进步青年一起参加活动，这样，就把党内与党外，校内与校外，县城和乡村的活动结合起来，广泛宣传了党的主张，扩大了党的影响。
(作者：李华林 赵 光，未经作者与本站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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