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日照暴动前后(陈雷)

       一九三二年秋，在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下，日照县爆发了次规模较大的农民暴动。这次暴动是自日照建党以来，经过了四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之后发起的。
       二十年代初期，我高等小学毕业后，于一九二四年春随同乡到了济南，在一家税务局里当小职员。和我一同先后列济南的还有安哲（安丰铎）、郑天九、丁观海、李平章等人。由于同乡和亲戚关系，一九二五年夏天，在济南按察司街，我认识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丁惟汾的侄子丁君羊（丁基石，后脱党），当时他是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经他介绍我又认识了邓恩铭、王崇五（后叛党）等省委负责人。那时省委处在地下时期，为了开展党的工作，省委责成我把同来济南的几个日照青年找来介绍和他们认识。于是我就把安哲在省立第一中学读书）、郑天九（在正谊中学读书）、李平章、丁观海、郑修廷等十几位背年介绍给他们。从那以后，我们就经常利用星期天的时间到丁惟汾家聚会。借此机会，邓恩铭、丁君羊常给我们讲一些国内、国际形势，以及国家命运和青年前途等问题，大家听了很受启发。他们还介绍了一些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进步刊物给我们看。在邓恩铭、∫君羊的启发与帮助下，我们成立了“少年日照学会”（属于党的外围组织）。“学会”每星期天在齐鲁大学集会（丁君羊在该校读书）一次，主要学习马列主义，读《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杂志上的有关文章，以及鲁迅的小说等。
       在党组织的引导下，我们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革命活动。这期间，大家利用寒暑假和探亲的机会，回到日照家乡进行革命宣传，并把《向导》、《新青年》、《中国建设》以及鲁迅的小说推荐给家乡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我们的影响与鼓励下，日照的范景遽、郑平、高燮宸、郑容舟（后脱党）等肾年知识分子都倾向革命，并于日照暴动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九二六年五、六月间，北伐军占领武汉，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根据革命的需要，省委决定选派一批进步青年到武汉参加革命行列。这年初秋，我与安哲、郑天九、李平章等赶赴武汉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到武汉后，只有安哲考上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党组织把郑天九、李平章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宣传队和南湖学兵团工作和学习，把我派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政治部和刘谦初同志在一道工作。一九二七年初，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党组织又把我送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那里，我亲自聆听了毛泽东同志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演讲。这时，邓恩铭同志作为山东党组织负责人也来到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我和谦初同志一同去见了邓恩铭同志，当他知道我们几个人工作和学习的情况后，非常高兴，并慨然答应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
       不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大部分同志转入地下活动。继之，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五·二一），紧接着汪精卫也公开叛变革命，至此国共合作彻底分裂，第一次大革命陷于失败。这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山东省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派李半章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调安哲回山东省委任巡视员。我和郑天九则被派回山东日照县原籍开展农民运动。我于一九二七年的八月回到了家乡——日照县牟家小庄。
       在黑暗的旧中国。日照县是出名的封建堡垒县，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封建家族盘根错节。丁、牟、秦、安、李五大家族垄断了日照大部分土地。他们彼此联姻，勾结一起，控制了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大权，他们上通官府，下连土匪流氓，采用地租、劳役、高利贷等方式残酷盘剥农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主义强盗武装入侵，各列强的经济掠夺也相继渗透到全国各地。日照地处沿海，受害尤为严重。地主富商纷纷在靠近沿海的涛锥、石臼、王家滩等较大集镇经营商业，因而这些地方街市繁华、商号林立。
       地主资本家把大宗洋货贩卖到内地，又将当地农副土特产品搜刮一空，运到青岛。这样一来，腻更加剧了农村经济的破产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土匪横行乡里，面积不大的日照县境内，就有大小匪若干股。最出名的是王元臻、徐小忆、史曰成、郑金钬（郑大瘤子）等。他们盘踞一方，自立法，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当时报载，日照、诸城、平度等县，杂牌兵匪不下十儿股，每一地方“供应两部兵匪者即为万幸。有的甚至除供应杂牌队伍四、五部分外，尚须向省政府缴鈉丁漕（钱粮）……每一村庄，每一日夜，最少有土匪或杂牌队伍“光临”数次……”由此可见一斑。当时最大的一股是著名的刘黑七（刘桂棠）部。二十年代末、十年代初，他曾先后两次窜扰日照，所到之处，绑架“肉票”，勒索巨款，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弄得全县到处不得安生。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和兵匪袭扰下，日照穷苦百姓早已痛苦不堪，再加上连年水、旱、虫、灾，广大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群众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一九二八年二月，安哲同志从济南回到了日照。当时省委正式决定在日照县建立党的组织，并指定安哲同志为县委书记，我和郑天九分别负责组织、宣传工作。县委建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开展农民运动，为党在北方创建游击根据地打下基础。
       为了立住脚跟，我们回日照后，都先后找到了一定的职业作掩护。我在本村牟家小庄当小学教员，安哲也在本庄安家村当了小学教员，郑天九则在家乡山子河当了国货公司的推销员。我们经常聚会研讨工作，为了麻痹敌人，我们几人有时也参预当地上层的社会活动。
       那时我和郑天九主要活动在城南奎山牟家小庄、夹仓、涛雒、城西山子河、邵瞳等地；安哲则在城北两城、安家村、于家村、王家滩一带开展党的工作，发动农民运动。
       在我教学的学校周围和邻近的村庄里，居着一些穷苦农民。开始他们总感觉我是地主家庭，不敢和我接近。我便抽教学的空隙时间常到各家串串门，拉拉家常，并帮助他们写写算算。天长日久，他们感到我待人和蔼，又没有架子，所以有什么事常常找我出出主意。有些青壮年觅汉（长工）也愿意和我来往，晚间还常到学校聊聊天。我利用这些机会，教他们读书识字，并讲些时事给他们听。就这样。我逐渐和他们交上了朋友，他们有什么心里话也愿向我倾吐，我见他们诚实可靠，就把穷人为什么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道理讲给他们听。他们听了这些都感到很新鲜，对革命十分向往。这样来，他们把我当成了自己人，渐渐了解共产党，靠拢了党的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牟家小压有二十多个觅汉川！了党的组织，并建立了党支部。与此同时，在涛雒、平台、厥头、河套、付廠、安家湖等地也发展了一部分党员。
       城北安家村西南有一驻骅岭，岭顶有一古庙，周围林木茂密，颇为隐蔽。站在岭顶上向下眺望，附近的村庄道路尽收眼底。安哲回到家乡之后，发现这里是党秘密活动的好地方，便常到这里察看地形。古庙里住着一壮年叫杨德玉，其人家境贫寒，性格刚强忠厚，在安哲的启发教育下，他提高了觉悟，很快加入了党組织。为了充分利用这里的地势，经安哲多方筹划，杨德玉在岭上建了一个养鸡场，养鸡五、六们只，每天可下蛋三、四百个。这样既解决了他的生活困难。更重要的是可以掩护党的活动。
       两城大庙有一道士叫厉福会，此人武艺高强，会舞虎头大刀，潮河有个安子璋，是五连山上老和尚的儿子，他平素好打鸟，枪法百发百中。这些人虽然出身不同，但对革命道理都比较容易接受。安哲通过各种关系接近了他们，常常相约在岭上传授枪法和拳术。后来他们都成了共产党员。那时驻骅岭简直成了北路我党进行军事和秘密活动的中心。
       郑天九则在山子河的三官庙办了一所平民夜校。夜校很受当地农民群众的欢迎。每到晚间，三五成群的青年农民纷纷米夜校读书认字。郑天九则利用这合法的讲台，向农民灌输先进思想。三年多的时间，夜校就培养了一百多名积极分了，其中四十多名加入了党组织。
       当时，日照有许多知识分子思想比较激进，县委根据一段时间的考验，有计划地吸收了郑平、于共方（后叛党）、范景迷、郑野云、丁原成（后叛党）等十几人入党。为了得到枪枝，我们还在反动当局控制的盐巡、商团、民团中发展了一批党员。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到暴动前夕，全县已发展了五百多名党、团员，建立了四十五个党支部。省委根据日照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决定将县委改成中心县委（包括莒县、沂水、诸城），加强了县委领导。那时，我曾代表中心县委到莒县、沂水的苏村等地，考察了那里党的发展情况，并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安哲同志也在诸城南部发展了一批党员，成立了诸城特别支部。
       中心县委建立后，全县分成六个区委，即涛雒区委，书记丁原成；夹仓区委，书记尹茂库，巨峰区委，书记李彩甫（后叛党）；邵疃区委，书记郑世果（后叛党）；河山区委，书记杨德玉；两城区委，书记安子璋。各区也发展了批共青团员，由区委领导。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日照农民运动像燎原的烈火，很快在全县燃烧起来。各种类型的农民组织佃户会、觅汉会、车伙子会、放牛会、匠人会等，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起来。党组织通过这些农民团体，向地主劣绅展开了斗争。
       山子河有一劣绅叫郑鄂廷，自称郑三爷，为人歹毒，人称“土虺”（一种毒蛇）。他依仗手中的枪杆，上通官府、军阀，下勾土匪恶霸，对当地农民群众敲骨吸髓，民愤极大。自他窃踞了邵疃小学名誉校长之后，常常以办学为名，到处霸占田园、山林为学田，实则将所霸占的学田变卖成款据为已有。
       一九三一年春，“土虺”又要霸占山林。一天，郑天九、郑平同志带领了几百农民拥到郑鄂廷的门前，当众揭发了他的罪恶。当时的旧官府慑于民愤，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只好惩办了“上虺”，并迫使将其霸占的山林交由邵疃小学，变卖作为固定教育基余这次反霸（“土虺”）斗争的胜利，为目照两南乡人民除了一大祸害。从那以后，大家公推郑平为小学校长，并将学校改为“曙光小学”。在以后的岁月里，这所学校成了我们党组织活动的秘密场所。
       安哲同志也在安家村发动农民，向本村大地主“旗朴底”开展了减租抗暴的斗争，逼使嚣张的恶霸地主暂时收敛了对佃农揭锅锁门的残酷剥削与压迫。
       为了扩大几次斗争的影响，进一步使贫雇农联合起来，我们还把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的歌谣一一顺口溜，印成传单，在城乡广为张贴。如“车伙子会”（推独轮小车的工人），为了迫使地主老财提高脚力价格，编出了“告四乡亲友书”，内容是：        这样一来，十里八乡的小车夫都罢了工，地主老财想雇也雇不上小车，货物积压在山村僻壤。为了早日装船外运，他们只好答应提高运费。群众联合起来，对地主大商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正当全县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我党力量迅速壮大之际，一九三二年，蒋介石纠集儿十万大军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六月初，县委接到省委指示：迅速组织武装力量，开展革命游击战争，以革命行动保卫中央苏区，配合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接到指示后，县委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对发动全县人民举行武装起义作了具体部署。
       六月中旬的一天夜晚，日照中心县委在驻骅岭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党代会，研究组织暴动问题。
       会议由安哲主持。他代表县委传达了省委关于在目照迅速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指示中说：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反对北方落后论，创造北方苏维埃”的号召（后来才懂得当时提这种口号是错误的），在北方地区举行暴动，创造红色根据地，是配合和有力支持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围剿的一个重要措施。大家听到这个指示后，心情无比激动，纷纷表示：坚决拥护省委决定，为创造红色根拐地、支援中央红军而英勇斗争。会上，我和郑天九同志分别对这次暴动的组织措施及宣传要点又作了其体布置。随后大家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一致决定，在秋收后举行暴动，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做好暴动的组织和发动作。
       暴动前，党的最后一次会议于九月中旬石开。会上通过丁关于建立鲁南革命委员会的决议，委员会由五人组成，安哲同志为总指挥，并决定建立一支山党、团员为骨「的红车游击纵队，在日照、诸城、莒县三县边滑山区开展革命游击战争，创造一块红色根据地。暴动分南北两路同时发起，南路以牟家小庄、山河、邵疃为中心，组成两个大队，辖六个中队，由我和郑天九指挥。北路以安家村、于家村为中心，也辖两个大队六个中队，由安哲统一指挥。南北两路各分别确定了涛雒、王家滩为进攻目标。当时的行动纲领是办四件大事：一、收缴地主武装，建立革命武製；二、迫使地主交出文书地契并当众焚毁，宣布上地为农民所有；三、开仓分粮，没收地主财物；四、镇压反动地主劣绅，为长除害。
       会上，听取了各地暴动准备情况之后，我代表县委向同志们交代了收缴各村地主枪支弹药及分发粮食的县休要求，并对主要村镇如涛雒、夹仓、王家滩等地的地形作了详尽说明，确定了掌握围子门及解决恶霸地主和反动军警事项，要求动作迅速，分工协作，达到各负其责，以便行动时里应外合。为了便于领导，还在全县建立了通讯联络网，宣布了纪律，规定如有泄露机密，玩忽职守，临阵逃脱者，要受军纪、党纪的严厉处分。任命了各队队长，要求各级负责同志会后将暴动决定，迅速传达到各级党、团组织。
       时间一天天过去，暴动的准备工作紧张地进行着，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暴动的命令。不知什么原因，省委派来指挥暴动的同志已超过了预定的时间还未到达。这时，我还得知一个星期前，曾派一同志前往涛锥区委传送一个登记表，据涛雒区委说，他们一直没有收到（后来知道送错了人，情况并未暴露）。对此事，我十分警觉，正想与郑天九商议对策。一天夜晚，忽然接到通知，叫我马上去山子河开县委会。会上大家汇报了各路暴动的准备情况，我便把送登记表之事作了汇报。安哲同志也汇报了北路近些日子发生的一件事情。原来安家村、于家村一带的雇工、佃户天天开会，并有些觅汉近来不断到安哲家去，引起了于家村恶霸地主于淑卿（国民党员）的怀疑。这家伙好像从近日的农民活动中嗅到了什么东西，于九月二十五日鬼鬼祟祟到安哲家中探听虚实，企图从安哲口中捞点油水。可是他的阴谋早已被安哲看穿，什么油水也没捞到，于是便凶像毕露地扬言，要把农民活动情况向县里报告，并要求县政府查究他早已写好了呈文要安哲在上面签字，安哲看了呈文，气愤地对他说：“依我看，这是小题大作！”并以警告的口吻讲：“到时候，恐怕你请下神来没法安排！”狡猾的于淑卿只好败兴地溜走了。”
       县委根据发生的这两件事，作了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致认为暴动的事，有可能暴露，于是马上召开了中心县委会，为争取主动，决定暴动时间提前。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三日晚七点钟左右，日照大地燃起了漫天的烽火，南北两路农民暴动同时爆发了。
       这天傍晚，牟家小庄大街小巷挤满了人，参加暴动的农民，都按约定的时间在村西的大场上集合。大家手执长矛、木棍、大刀，以焦急的心情等待着戕斗命令。当我宣布暴动开始时，全场沸腾，欢声雷动，几千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穷苦农民，今天个个扬眉吐气精神振奋。暴动农民潮水般地涌到地主宅院，收缴了地主枪支，翻出了地契，打开丁仓房，吓得地主老财大气也不敢喘。多年沉睡的地主小庄园，一夜之间变了样，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
       同一时间，周围的平台、安家湖、厥头、河套等大小村庄，也都收缴了地主的武裝并拉起了队伍，各路暴动队伍齐向牟家小庄集中。当夜，经过整编，队伍直奔海渔镇夹仓。
       半夜时分，郑天九所家三百多名暴动队员，已全部解决了山子河、大小曲河、马家店、焦家集予等处的地主民团，然后队伍集结于望海寺稍加休息，遂南下与我部在涛雒镇围外会合。
       涛雒是日照南部重镇，地处治海，又是交通要道。镇内店铺林立，商业十分发达，素有日照“小青岛”之称。这里驻有伪县公安局、盐巡、商团、民团等反动武装，敌人备有二百多支钢枪，两门迫击炮。如果拿下涛锥，我暴动队的武器弹药和款项将不成问题。为保证攻取的胜利，我们事先已与涛雒区委详细进行了研究并作了周密布置，约定由镇内党团员为内应，看到攻城信号，就打开围门，收缴豪绅富商的枪支，迎接暴动队伍入城。
       将近天亮的时侯，我们的队伍已逼近涛雒围外，正要发出攻城信号之际，涛雒区委书记丁原城缒城而出，报告说，敌人已发觉我攻占涛雒的计划，于头天晚上就加强了防守力量。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迫使我们不得不改变原来计划，遂率领队伍转向西南进发。当天下午，我们即打开了平家村、苗家村，收缴了地主武装，扩大了队伍。随后又连克数十村庄，所到之处，发动农民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焚烧了地主的地契文书，分发了粮食、浮财。
       十月十六日，我们挥戈北上，连续打下数十村庄，暴动队势如破竹，遂即按预定计划以期与北路会合。
       连日来，日照南北战火纷飞，暴动队伍四处出动袭击敌人，反动地主豪绅惶惶不可终日，国民党反动当局惊惶失措。十月十八日伪《大公报》刊载的消息称：“日照共党于十三日分头在该县北乡安家村、于家村、西乡山子河、邵疃、牟家小庄，南乡平家村、苗家村等处，同时暴动。一日之间，收缴数十村庄自卫枪支，聚集暴徒已达数千人……，鲁陆海军已同时出动往剿。”可见这次暴动声势之大，影响之深。日照反动县长杨锦标，连日来惊慌万状，吓得将城门紧闭，调动全部武装日夜在城墙上站岗，并连连向其主子韩复发电告急。
       一日深夜，我部北进河山一带，忽然发现通往两城的公路上灯光闪闪，马达轰鸣。经侦察得知，散八十师运其昌旅纠集诸城，莒县、日照三县的反动武装，将北路我车团团包围在两城镇内，情况分危急。我当即与郑天九计议召开了全体千部会议，决定立即停止北上，复回西南山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以吸引散人，诚轻北路暴动队伍的压力。
       在日照西南部，我暴动队伍先后袭击了沈疃乡伪乡公所，丁家院的地主民团，继又击溃了宅科乡的地主武装，迫使反动乡长袁金三只身逃窜。在农民武装震慑下，各地反动民团、伪区、乡长纷纷逃匿，地主豪绅个个收拾细软四下逃命，惊恐万状的上、劣苦苦向反动县长杨锦标告急。
       由于我们四下主动出击，加之我们采用了声东击西的战术，搞得敌人昏头转向，如惊弓之鸟。一时，我南路武装声威大振。我部遂又抽调部分兵力佯装向县城进发，并扬言三日之内攻下县城，这样一来，敌人不得不拿出相当兵力应付我部，并派重兵撤回县城固守。
       十月十九口，反动头目谷良民带一个团的兵力向我部扑来。我暴动队迅速向西转移至独垛子一带与敌周旋，尔后又转移到白云寺、望海寺、朝阳观等山区活动。
由于敌人对我南路的尾追堵截，我部始终未能与北路会合。事后我们才得知北路暴动的情形。
       在南路暴动的同一天晚上，北路也开始了行动。暴动队伍手执长矛、棍棒等，在安哲的指挥下包围了安家大地主安莹堂的宅院。这时安哲率领队员攀墙进入了院内，当场收缴了地主的武器。与此同时，其他小分队分别到“旗杆底”
       “东公记”、“西公记”、“福禄堂”等地主家中收缴了枪支，并勒令地主交出地契文书和仓库的钥匙，然后焚烧了文书地契，把粮食、财物分给了穷苦农民。于家村地下党支部当晚带领暴动队，迅速收缴了地主民团枪支，并逮捕了反动地主于淑卿。按事先部署，各暴动队纷纷到安家村集结。
       为顺利攻下王家滩，安哲先派了四名队员在群众掩护下濬入镇内，然后采用了里应外合的战术攻占了王家滩。队伍在此收缴了大宗枪支弹药，并筹集了部分款项，穷苦农民分得了大批粮食及财物。
       攻克王家滩后，随又攻下了两城镇。暴动队在两城进行广泛革命宣传，大街小巷贴满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等标语。安哲同志在两城大庙里召开了全体暴动队员大会，布置了战斗任务。庙内的旗杆上升起了一面“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的队旗，队伍在此进行了整编，安哲任总指挥，于共方为副指挥。纵队建立了政治部、军需处，还设有奋勇队、交通队、看护队（监看各村送来的反动地主）等组织。部队纪律严明，很受当地农民群众的欢迎。
       正当北路准备向南挺进与南路会合之际，敌人重兵从四面八方向两城压来，暴动队困在两城一时难以行动。十月十七日，敌人发现南路暴动队向县城移动，只好抽调兵力转回县城，安哲同志趁敌人撤兵之机，率队突出重围，一路上冲破了层层封锁，摆脱了数股尾追之敌，于十月十九目开进了五连山和九仙山之间的老君堂。这里山岭起伏，丛林茂密，便于隐蔽和周旋。暴动队伍在此休整并大力宣传，山区穷苦百姓见队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都纷纷杀猪宰羊（因当地土豪已逃走，猪羊归农民所有），慰劳同志们。
       十月二十日，各路敌人又联合起来对北路暴动队，形成包围之势，并且步步为营，向山里压缩。同志们在安哲指挥下，迅速抢占」五连山庙，并控制了制高点与敌军对峙。激战两天，于十月二十一日下午突围，西进沂蒙区。队伍行至大王口又与国民党运其昌部遭遇，经过一天的激战，打退了敌人数次冲锋，暴动队伍登上了五连山主峰。十月二十三日拂晓，暴动队伍正沿着九仙山北麓西进，到达三关口清子山一带，又与古家沟、膏峰、枳沟等处的反动地主武装按火，战斗打得十分激烈。这时运其昌部又从西面赶来，诸城反动武装也从东北方向对暴动队进行“包剿”，安哲率领的暴动队伍已处于四面包围之中。但是，全体同志不畏艰险，顽强战斗，连续多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最后因敌众我寥，于当晚转移到寨山隐蔽休息。
       十二月二十五目在寨山后涧，安哲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于我不利，决定化整为零，全体同志疏散，转入隐蔽斗争。
       此时，我南路辗转苦斗数日，已暴露于平原丘陵地带，无法隐蔽，也只好疏散转移，以图再举。
       这次武装起义从十月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共坚持了十天，经历大小战斗三十多次。最激烈的有王家滩攻击战，沟洼反击战，潮河迂袭击战，魏家北山遭遇战，宅科攻击战，大王口突围战等。
       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撒下了革命的火种，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暴动不久，中共河北省委立即发表声明：“拥护山东日照的新苏区与红军。”并号召全省穷苦民众和日照人民“团结在一条战线上来纪念十月革命，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玫华北，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整个统治！”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暴动失败不久，日照党组织由省委派人帮助进行了整顿。此后，日照党的地下活动又在全县蓬勃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