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而言，日伪倾销的法币主要是流入到了中共根据地内。“在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以山东根据地的法币实际价值为最大，因此山东根据地亦即成为敌人倾销法币的最好市场”[73]。是年，日伪又不遗余力进行“治安强化”运动，宣称要在本年内将山东变成“治安区”[74]。山东为华北重要枢纽，“扫荡”频繁而剧烈[75]。倾销与“扫荡”接踵而至，法币肆虐物资奇缺，民众惨苦不堪言状[76]。据估计，1942年从山东周遭流入根据地内的法币有数亿元[77]，另外日伪还伪造多种货币，鱼目混珠涌向根据地[78]。而此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内人口不足1000万，且以农业为主经济基础薄弱，骤然增加的数亿元法币无法及时消化。货币流入，就意味着同价的物资流出。根据地通货急剧膨胀，致使军民交困，形成严重经济危机[79]。法币币值狂跌，与法币等价流通的北海币也受到波及，币值不断下降。根据地内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法币大量涌入和物资资源流出所造成的经济危机，成为山东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巨大威胁"[80]。在荣成北部、牟平南部、文城东南部的一些争夺区，日伪派进大批商贩在各市镇高价收买小麦和其他日常必需品[81]。一时间法币大量流入，物资严重流失，给根据地带来不小通胀压力，“比军事上的大扫荡有过之而无不及”。与此同时，日伪大量发行伪钞，征粮时要求无粮民众以伪钞折价核算，并严厉打击使用北海币者，“凡使用者一经查出便惨招杀害，从而迫使其控制区人民行使伪钞”[83]。
此时山东抗日根据地内法币占据主导，法币迅速贬值给中共金融经济造成极大损害。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在1942年7月19日的社论中说道：“敌人一方面把法币自敌占城市排出，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些被排出的法币进行其对根据地金融经济的大破坏，这种破坏对根据地的影响比几次扫荡还要严重，甚至有使某些根据地坍台的危险。”[84]可见，日伪法币倾销给根据地带来的严重危机。北海币信用在这一时期急剧下滑，这从农贷业务中可以看出。农贷指中共对农民、农业、农村放款的总称，是衡量银行货币信用的重要尺度。农贷不仅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而且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北海币在农民中的认可度，所以一直为中共所重视。中共山东抗日根据地农贷虽一直呈增长趋势，但在款项占总体贷款比重却不断变化，在1941年跌至最低点占比仅为16.4%，1942年为次低点占比为41.7%[85]。究其原因，日伪的“扫荡”和法币倾销，导致民众对北海币信任下滑，银行农贷业务开展不起来，中共转而将款项多用于投资工商业方面。
图1：北海银行农贷金额及占贷款总额比重（单位：元）
资料来源：《北海银行总行各种统计表》（1949年），山东省档案馆藏北海银行总行档案，档号：G013-01-0299-002；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等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第4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9页。
总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北海币嫁接的法币信用，随着法币贬值北海币不可避免受到波及。但此时，中共根本无法控制市场货币数量，导致根据地经济受外来波及严重。面此困境，中共党人要想在山东坚持抗战，就必须疏通金融整饬货币市场。
（本文作者：钟钦武 原载于：《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北海银行与北海币》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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