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反击措施的出台,使得国共之间的在货币领域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一个近乎笑话的真实案例说明了竞争的残酷与激烈程度。在胶东蓬莱地区,中共发挥基层组织的优势,面向贫农进行低息贷款,国民党有样学样,也向贫农进行贷款。胶东某村村民们曾经从国民党沈伯祥处获得贷款,沈伯祥系投降派,虽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其实与伪军无异,故被中共逐出,这样老百姓欠国民党的贷款便不用归还。紧接着,北海银行进驻此地,对贫农进行低息贷款,然而贷款到期时中共发现贷款户拖欠不还。中共不解,进行了深入调査,发现这些头脑简单的农民在等八路军被国民党赶跑,这样欠共产党的贷款也不用还了,被揭穿后这些胶东贫苦农民很不好意思。[212]
这是一个近乎黑色幽默的真实案例,这种案例不止一个,贯穿国共货币斗争的始终,尤其是在双方势力的过渡地带会很明显得表现出来,游击区的人民,包括八路军自己,会持有多种货币。依据目前的史料来看,中共对此亦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由于史料相当零散,且不成体系,目前所知中共采取的无非是通过基层宣传教育的手段,向普通群众说明按期还款的重要性。至于成效如何,相关档案,报道记载的并不详细,但是可以推测出成效不大。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国共之间的“铸币权”之争已经超出了经济斗争的范畴,双方由“铸币”之争开始转变为军事斗争。国民政府逐步调整自身的金融货币政策,开始由主要的对日斗争,逐步转变为遏制中共的发展。
然而随至抗战的长期消耗,国民政府愈来愈通过滥发货币以弥补自身的财政赤字,导致国区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1935年至1943年间,国民政府发行法币,虽然没有彻底取缔省行的货币发行权,但是使得法币能流通全国。不过从以上国民政府处理过程来看,国民政府始终未能统一全国货币发行权,随着抗战形势的一步步恶化,国民政府不得不对已有的货币政策作出进一步的调整。张嘉璈从多方面分析了法币通货膨胀的过程,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战时和战后期间的通货膨胀,多是因为政府对国民产出需求的最初增加,超过了生产增加和进口所能满足的水平。抗日战争进入1938年底,日本已经控制了中国总产出的50%~55%的地区,后方的进口也同步下跌。简单而言,日军控制住了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并且对中国的对外贸易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但是国统区的政府和人民的需求并没有下降,并且由于战争因素的影响,物资的消耗巨大。
不过,在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暂时稳定了货币形势,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的产生。站在国民政府的角度而言,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至1939年下半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这一阶段国民政府虽然丧师失地,但是在货币方面暂时稳定住了货币形势。所以这一阶段通货膨胀较为温和,大后方的平均物价涨幅为40%~50%。虽然与和平时期相比,通货膨胀率非常高,但在战争时期已经很不容易,这是温和通胀阶段。经济对通货膨胀压力的反应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后方经济是以农村经济为主,农村物价面对通胀刺激时不如城市敏感。在中国多个重要港口先后失陷之后,国民政府在后方建设了多条陆路交通路线。1938年底,国民政府着手修建一条长约644英里的铁路线,从湖南经广西并在镇南关对接印度支那铁路。经过艰苦施工,自湖南衡阳到桂林长达224英里的首条路段在八个月内完工,创下了日筑一英里的速度记录。1939年,该项目工程量已完成一半以上,湘桂线和粤汉线间的连接线也完成铺轨。日军进攻广西,使得剩下的延伸至印度支那边境的304英里的铁路线未能完成,但是已经建成的路段在撤离汉口和广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便利了自印度支那的陆路运输。云南昆明至缅甸边境畹町的滇缅公路在抗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条公路穿越中国南方多个省份,长达600英里,由一支16万人的工人队伍在8个月内修筑完成,1938年通车。依托滇缅公路，中国收到了大量盟国援助的抗战物资,这些物资在当时可称得上救命物资。正是由于这些陆地交通线路,部分克服了因海上、铁路及内河运输被切断造成的困难,1939年上半年,大后方进口物价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低于其他物价。
战争爆发之初,虽然日本的侵略严重破坏了后方消费制成品的供应,但是沿海城市的商人向内地转移了大量衣着和其他消费类物资。这些库存缓解了进口下降对价格的影响,这种影响因消费者推迟对半耐用品的需求得以延续。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吃苦耐劳,忍耐性非常强,战争时期有个临时避难所就足以让普通中国人满意了。并且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工会组织,加之处于全民族抗战时期,整个爱国情感暂时压抑了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诉求。另外在全面抗战初期,法币币值较为稳定(否则不会出现那么严重的大小券问题),全面抗战前的18个月,由于时局不稳普通群众多倾向于将现金囤积起来。战争造成的不确定环境,货币成为贮藏财富最方便也是最安全的手段,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需求,避免了大量资金涌入消费领域,出现抢购现象,从而降低了通货膨胀率。直到他们开始意识到纸币贬值不可避免时,囤积货币之风才开始改变。货币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信用,它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紧密联系,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先后丢掉武汉、广州,在1939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接连惨败,此时国内物价开始走高,并且人民群众开始对法币的信心产生了动摇现象,尤其是城市居民已经放弃囤钱,改为囤积物资,这就使得通货膨胀率一步步走高。
（本文作者：郭本意 ，原载于：《北海银行历史研究文集》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关键字：党性教育、沂蒙党性教育、临沂党性教育、党性教育基地、沂蒙红色金融教育基地、山东省银行保险业红色金融教育基地、党性教育培训、党务工作者培训、干部培训、干部学院、干部教育基地、干部教育课程、红色教育、红色教育培训、沂蒙红色教育、临沂红色教育、沂蒙精神、沂蒙精神教育培训中心、国企党建、国企培训、机关党建、红色培训、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沂蒙干部学院、沂蒙干部教育培训中心、井冈山干部学院、延安干部学院、红旗渠干部学院、遵义干部学院、临沂市委党校、人大培训、政协培训、统战培训、银行业培训、检察院培训、法院培训、工会培训、保险业培训、主题党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