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版厂成立之时有照相一人,绘图一人,烂版五人。自此之后,胶东根据地所用的票版基本做到了自给,不仅为印钞厂制版还为其他单位制版。一年后已发展到制版技工八人,练习生二人,绘图二人。完成胶东北海币票版十九种,计181副,490块,地区字714个,字头230个,经理章754个,徽章728个,支票存折版166寸。另外负责为总行、渤海分行、本区有关部门、东北银行等制作了各种票版、邮票版、画版、伟人像等,统计如下[139]:
总行票版2种,16付,32块,山东字44个,经理章746个。
渤海分行票版11种,148付,305块,行名63个,经理章972个。
年月日章27个,渤海字头96个
为胶东大众报制版11块
为胶东面报社制版168块
为山东战邮制版8块
行署印伟人像3块
为文协制版21块
为区党委制版4块
东北银行票版14种，164付，364块，经理章424个，区字头661个。除制版之外还向其他地区支援技术工人、器材:
1.在1943年间,清河区(渤海区)制版工人不足,上级要求胶东支援,抽调技术工人前往渤海,1945年又派刘玉臣、苏青海等四人前往支援渤海。
2.1945年,中央实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大规模进军东北,胶东区挑选最好的技术工人,厂印刷股正股长一名随大军前往东北工作。
3.支援其他分区券料:鲁南油墨1077磅,票纸300令:渤海(清河、冀鲁边)油墨936磅,票纸365令。
除了制版工作,印刷用的油墨亦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随着战局的发展,各城市的纸、墨价格上涨,印刷商号都偷着将纸、墨卖光了,并且在购买中存在着多种困难。一是小商人本钱太少,周转不开;商人多以赚钱为目的,什么赚便干什么,所需材料无法稳定保证。二是敌人加紧封锁,购买关系屡被捕获,不但影响购买,而且没有购买经验的商人不易弄出货来,或运来的材料不适用,商人一旦弄出点材料便向根据地索要高价出售。三是商人从中捣鬼,在卖给根据地的券料中掺杂使假。[140]种种原因导致根据地购买的纸的规格、墨的颜色质量不一,所以印出的钞票五光十色,种类很多,由于油墨颜色不统一,同一票版印出的钞票也不一样。为了区分票版防止造假,就在票面上加上“发”“展”“生”“产”或“发”“展”“经”“济”等字样,并在上面加盖经理章,以毛笔写上金额。[141]
除在牙山的胶东印钞厂外,胶东区还在1941-1942年先后建立了北海印刷所和东海印刷所,进一步将印钞工作发展壮大,并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完善成熟的印刷体系。以东海印刷所为例,东海印刷所1941年开始工作。1941年5月有工作人员6人,工人8人。1941年下半年有工作人员3人,工人8人。1942年上半年有工作人员4人,工人11人。在管理机构方面,1942年办公室设正副主任3人,工厂印刷股24人,裁纸股2人。全厂共40人,其中工作人员14人,技术人员8人,练习生18人。东海印刷所的管理生产机构人员基本配齐,对工作分工、工作时间、成品数量、学习制度、供给制度、保管工作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生产管理制度[142],是此后各区印钞厂的典范。所以在一段时期内,胶东印钞厂起到了总行印钞厂的作用,并影响到了总行的建设。
北海银行总行建在鲁中地区,鲁中地区的生产条件相当落后,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技术条件都落后于胶东。总行在鲁中设立主要是因为山东纵队供给部的原因,供给部是中共山东分局财政委员会的最高设计及执行机关,山东分局鉴于胶东北海银行办得比较成功,北海币币值稳定,深得群众信任,所以鲁中地区的货币发行继续以北海银行的名义发行。鲁中北海币初期印刷时,根据地内实际上无力承担大批量的印刷任务,所以鲁中北海币开始是在日寇占领的济南大中印刷局印刷的。据印刷工人任子敏回忆,当时根据地不具备印刷条件,党组织委派了单景春(后来叛变)负责敌区印刷工作。单景春在济南通过地下渠道,让大中印刷厂同意秘密印刷纸币,在济南印了多批小面额辅币,并秘密运入根据地。[143]日本人绝想不到,北海银行总行的钞票是在济南印刷的,济南大中印刷局主要印的是五角券,二角卷等面额较小的在根据地内印刷。无论是在济南印刷还是在根据地印刷,都要在根据地内加印行名、图章、号码才能行使。鲁中北海银行的技术力量薄弱,器材缺乏,必须多方购买印刷器材,建立根据地内自己的印钞厂,长期在敌区心脏地带印刷根据地纸币是不现实的。
经过一番准备,1940年8月,任子敏和单景春来到济南,任子敏利用在大中工作的身份找到了经理李化南,商谈购买机器和材料的事情。李化南表示可以将大中的设备卖给鲁中根据地,最后双方达成协议,根据地出价10000元伪币将大中全部设备买下,通过各种手段运到了根据地,在购买机器材料的同时，任子敏等人还着手解决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广泛在济南印刷工人中宣传党的政策,激发工人们的爱国热情,很快争取了一批印刷工人来到根据地工作。计有:制版技师赵学诗(1943年在滨海牺牲,由贾兆民接任)、着色技师张书梓、印刷工李维恭、田杰、刁如心、张明、李培产、王平、王尧,打印工谢允生、王文青、任培训、顾玉发,张子本，晾晒工张福兴、张立秋，裁切工杨天玉,再加上任子敏等人共计二十余名技术工人来到了鲁中根据地。[144]从以上技术人员的名单中可以看出,各个技术工种相当齐全,并且人数众多,大家都饱含爱国热情来到了条件艰苦的根据地,他们的到来使得鲁中根据地终于在1941年春成立了自己的印钞厂。[145]
在此许多学者认为,鲁中北海银行总行与胶东北海银行并没有传承关系,在初期是相互独立发展的[146],此说有一定道理。鲁中北海银行成立之时,因为敌伪封锁与胶东北海银行彼此分割,导致两个银行初期是独立运营。并且两个银行的运营方式和性质不一,鲁中北海银行是根据地银行,是公营性质的银行,而胶东北海银行虽然也是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银行,但是属于公私合营的银行,直到胶东银行重建之后才彻底改为公营银行,退还了私股。但是如果说两个银行一点关系没有,亦不准确。鲁中北海银行实际上借用了胶东北海银行的名称[147],其组织架构,以及货币印刷方面都得到了胶东北海银行的支援,北海银行总行在鲁中地区成立之后,胶东北海银行改制为分行,成为鲁中总行的下属分行。
总行印钞厂是在相当艰苦的条件下建立的,为了满足根据地货币需求,与日寇进行货币斗争,生产非常紧张,每天常常要工作十二三个小时,还要经常进行备战,随时应对敌人的突然袭击与扫荡。在这种极端危险的情况下,北海银行总行印钞厂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印刷纸币数量不断攀升:1940年只印发一、二、五角的辅币,此时印钞厂并没有建立,技术薄弱,数量很小。1941年开始印刷一元和五元的本位币:1942年之后才开始印刷十元面额本位币;抗战胜利前,总行印钞厂发行的面额最大的纸币为五十元。1940年鲁中区发行额不过区区几万元,到1945年计划发行额为2亿元,全省北海币(鲁西除外)发行有10亿元上下。当时货币发行额度是按照人口估算,根据地内平均每人计划达到50元,但是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实际是每人30元。[148]所以从钞票的印刷规模来看,北海银行货币发行相当克制,并没有像日伪那样掠夺中国人民,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更不会像国民党那样,将严重的通货膨胀输入到根据地，造成根据地内严重的输入性通货膨胀。
除鲁中总行与胶东地区外,山东根据地其他分区也先后建立自己的印钞厂。1940年渤海区印钞厂成立。渤海区的前身为清河区与冀鲁边,1940年6月,清河区北海银行分行成立之后,便正式建立了印钞厂,有小石印机三部,铅印机(平页)两部。从这些器材来看,清河区初期的印钞设备与鲁中区差不多。所以在清河区北海银行印钞厂成立之前,清河区只是印刷流通券使用。[149]1939年在临淄县印制了益寿临广四边地区流通券约十万元,面额为元以下的角票,弥补根据地辅币严重不足。清河区北海银行印钞厂正式成立之后,印钞厂的业务开始逐步发展。1941年春,清河分行及印钞厂迁往广饶县辛庄及其邻村。由于地区分割,将石印与铅印分为两个厂进行生产,这也是战争带来的必然结果,不能将所有的单位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否则很容易被敌人突袭全歼。虽然如此,清河区印钞厂还是遭到了日伪汉奸的破坏。
清河区北海银行与印钞厂稳定之后,分行与印钞厂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已经颇具规模。小清河两岸根据地内数县都统一使用清河印钞厂印制的北海币,信誉较高,深受群众信赖。这遭到了当地顽固势力成建基部的憎恨。由于印钞厂所在的辛庄距成建基的据点仅有三、四十里的路程,1942年1月成建基派遣武装特务伪装成农民进入辛庄,将印钞厂包围,商志卿、李志让等十余人被俘,机器、纸张、票版、油墨等被运到敌人据点,更为严重的是敌人利用北海银行的票版继续印发北海币,导致清河区北海币真假难辨,根据地损失惨重。[150]好在敌人摧毁的是铅印厂,还剩有石印厂。辛庄事件发生之后,清河区马上将石印厂迁到垦区,抓紧时间修理铅印机,继续开工印刷角票,不断努力搜集购买机器,扩充技术人员,并派人去总行取五元票版来印发五元本币,弥补损失。胶东区印钞厂也给予了大力支援,帮助清河区代印了一批北海币。
清河区印钞厂再次重建之时,接受了辛庄事件的教训,加强了警卫工作。清河区在1942年10月份,调来了三个班担任银行的警卫工作,清河区印钞厂重新得到了发展,在1943年10月与冀鲁边合并之前,已有工人四十余名,连政工人员、警卫队共计70余人。与清河印钞厂同时期,冀鲁边也建立了印钞厂。冀鲁边区印钞厂是1941年6月建立,1943年9月份与清河区印钞厂合并,组建为渤海印钞厂,共存在两年零三个月。[151]冀鲁边印钞厂的人员来自三个方面:冀鲁边区《烽火报》社的技术工人;专署粮秣科印粮票的人员;乐陵县实业科印刷股的工作人员。[152]印刷条件与鲁中区印钞厂初期类似,印刷的是元以下的辅币,印成之后要加盖冀鲁边字样方准使用。相对于清河区而言,由于冀鲁边地区靠近敌军华北中心地带,战争频繁,其影响力不及清河区。1942年滨海区以滨海时报印刷人员为基础,成立了滨海印钞厂,滨海区印钞厂一度与鲁中印钞厂合并成为总厂,抗战后期总行又迁回鲁中,又与鲁中印钞厂分开。鲁南地区由于敌人封锁,经济落后交通不便,1944年才由鲁中区支援,成立了鲁南印钞厂。在此期间,鲁南地区所使用的北海币是由滨海、胶东等地区支援。
北海银行印钞厂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发展壮大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敌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采用“拉网战术”“铁壁合围”围剿扫荡根据地,印钞厂工人以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付出了巨大牺牲。由于军事斗争的残酷,印钞厂为保存自身,采取的是极度分散的管理方法,生产地点往往距敌人据点相当近,时刻受到敌人军事的威胁。印钞厂因而随着军事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转移生产地点,或转移到海船上生产,或潜入地下室生产。但是印钞厂紧紧依靠人民,顽强克服了生产困难,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北海币的发行量不断上升,人民愈来愈接受使用北海币。印钞厂为对敌进行货币斗争,提供了充足的货币支援。印钞厂的存在、扩大是中共在山东取得铸币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海币在山东存在的基础。山东根据地北海币驱除日伪钞票,排除了法币的干扰,对抗日战争及以后的解放战争提供了坚强的经济支持。并且及时供应了财政部门对生产事业和投资所需的资金,使工商业及农业生产得到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繁荣了根据地市场经济,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除此之外,北海银行印钞厂培养了一大批银行干部和技术工人,支援其他根据地的货币斗争。[153]
（本文作者：郭本意 ，原载于：《北海银行历史研究文集》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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