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银行之“前世”与“后生”: 一场特殊的货币战争中山东根据地 金融实践逻辑与经济运行机理* （二）
发表时间：2022-03-01 15:00阅读次数：次
北海银行之“前世”与“后生”:
一场特殊的货币战争中山东根据地
金融实践逻辑与经济运行机理*
（二）
周靖祥 李世华
在过往研究中,经济学界也多有关注到战争影响的一系列文献,普遍做法就是将战争作为背景或作为冲击引入或植入到各项研究当中,大量研究多半会将战争与财政的关系作为重点讨论问题,展开货币与战争关系深度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1943)指出,[10]“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战争的重要武器。”[11]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1938-1949年),中国共产党筹集所必须支出军费的一系列举措,能够让我们见识经济学(理论和思想)的功用。自然要问,参与战争的军费开支从何而来?更进一步地,我们是否能够在经济层面提供解释革命为何能够在曲折中艰难获得胜利的一种答案?如果可以,那么寻求解释的突破口何在?或许,战时的稳定经济秩序维护的种种举措更能够引领我们思考更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重大现实难题。在《谷牧回忆录》有一段文字,[12]“根据初步统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交黄金10万两之多。”来自《招远县工商银行志》的数据显示,1937—1945年间,招远共产黄金38.956万两,其中党组织筹集13万两送达党中央。[13]今日,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战争实践,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中国货币理论创造性实践过程中绘制出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能够而且理应回望那一段烽火岁月和没有硝烟的战争历史,不容淡忘。薛暮桥（1986)给《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一书题字写道,“适应市场商品流通需要价格控制货币发行数量,在过去是争取对敌货币斗争胜利,现在仍然是保持币值物价稳定的重要保证。”为了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稳定货币数量、政策依然重要。[14]同年,德鲁克(1986)则在其所写《变化了的世界经济》一文中证明,一旦货币供求关系偏离实体经济,金融与经济“两张皮”的发展时代一经出现,两者的数量关系即已发生了异变。和平时期,一国或地区管理当局,若采用过度金融化、过度虚拟化、不适当的刺激手段,将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和稳定的发展。[15]
战争经济学或战时经济学统属于经济学,虽因研究对象的不同,各有侧重之处,共通之处就是将战争作为一种决定经济运行态势的重要条件。[16]有这样一种观点值得深思,“仅就经济意义而言,所有用于陆军、海军和毁灭性武器方面的财政支出,都是浪费；军事开支的数量,只限于保卫国家的安全,使之免受侵略。”( Hirst,1915)。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实践,庇古(1921)提出这样的一种经济思想,即发动和进行军事战争要尽量地减轻国民福利的牺牲,为此就要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他甚至于强调要用征税筹集战费,原因是富人担负的战费比例较大；国家对物价实行统制,一个重要原因是制止一些人攫取战时利润而“牺牲一般社会的利益”“引起社会的嫉恨”。凯恩斯于1923年出版《货币改革论》,他提出通货管理的政策,主张放弃金本位制,实行纸币流通制度,使货币发行脱离黄金束缚,以便中央银行自行增减发行,调节货币数量,用通货管理的方法来稳定物价,实现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在中国大地上发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那一段特殊历史时期里,兼而有之。基于特定的战争历史背景,鉴于特殊的经济运行实践形态,囿于局部的货币经济发展事实,以能够汲取一些有益认识,决不能辜负前人们通过流血牺牲而积攒过的深邃思想、进行过的实践创新而开创的伟大时代。
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2021年2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百年历程,是光荣辉煌的一百年,也是艰苦卓绝的一百年；是奠基立业的一百年,也是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在一百年的接续奋斗中,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伟大历史,铸就了伟大精神,形成了宝贵经验,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的伟大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毛泽东同志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邓小平同志说,“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70年前,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评党的干部和党员对于研究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重视不够。除了要求全党认真研究现状,结合中国革命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还向全党郑重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早在1960年初,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时候,提出应该写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他说,“很有必要写出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17]不忘党史,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开展武装斗争的时间长达22年,其间革命根据地面积和人口或大或小但始终存在。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当然有政制、军制、田制、币制等制度的实践并自然延续至新中国建立,诸项制度至今还在沿用,成为我们今天需要认真对待和深度硏究的制度遗产。
稍作说明,本研究绝非刻意地呈现山东根据地货币战争这一段历史,也绝非仅作为历史文献资料的简单堆积工作来做。1938-1948年十余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根据地,正面战场的大后方,以北海银行为阵地,以发行的北海币为工具而进行的货币斗争这段历史,创造了人间奇迹。在中国战时经济史上、中国共产党红色金融史上、根据地红色政权建设史上都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样的一场货币制度试验和战争实践值得我们去深入考察并研究,有必要将其蕴含的深邃思想以文本方式呈现,透过历史的角度来看方能够高屋建瓴,才能更客观地还原真相、陈述基本事实。恰相反,将山东根据地的货币斗争作为叙事背景,并在“过去”和“现在”以及“未来”三维时空坐标系中定格一个主题,既有过去(对敌货币斗争历史和红色货币金融思想史)也有现在(现实的真实世界、货币论的今生今世),将历史与现实、过去与当下的一些基本经验事实进行深度融合:既有事实的解释又有未来判断,将未来世界的可能走向和判断嵌入到遵循“以史为鉴”根本逻辑的内容书写中,相互交错；既有理论支持和强大文献基础,也有历史事实的佐证；既有实践和理论的相互佐证,在发展故事叙说中求证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
要想进行一场发展经济的伟大实践,势必需要一整套的理论来指导,并不太娴熟的理论可以根据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对理论进行创造性运用并发展和创新理论。经济学理论,它不是“死”的而应该是“活”的,因正统理论的主要职能是揭示规律,所设定的各种条件约束、场景造设都需要在实践中得以落实和求证,而且任何的实践中所变通的不是条件,而是在遵循统一规律的过程中就具体问题进行调适。经济发展的实践,它从来都是面对一系列不确定进行的实验,与理论的绝对遵循,不可能存在违背规律和逆规律而进行的成功实践。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总是呈现为对立和统一,无论于实践创新还是理论重构都需要一整套的方法论来支持。就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问题而言,不可能离开唯物辩证法。我们的研究承蒙凯恩斯的深刻启迪,“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一些现成的可以用于政策分析的结论。[18]它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智力工具种思维技巧,有助于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由凯恩斯主创并由后人不断深入研究并得以发展的一整套宏观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借助于解析几何分析方法从思想和实践两个维度统一了IS-1LM两大世界,也即产品和货币两大市场,从时间上看解析几何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的真正运用被推迟到了20世纪30年代。[19]作为此项研究之主题的详细注解,以研究来描摹“前世”(自诞生至消亡),就这一部分内容实证,秉承唯物史观,以社会事实为依据运用矛盾论分析方法,解析“北海币”的出现和消失,佐证一种事物发展都会经历存亡的一般矛盾规律,一旦出现一种新事物它总会消亡的。题注“后生”二字,意在表明战时货币金融发展实践创新的理论之树常青,现实和未来又是如何地将其发展并与时俱进地进行创新的,和平年代货币斗争始终未停,理论即为武器。本项研究的实证方法论基础,即为唯物辩证法:贯穿全文的逻辑主线条即为分清“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统一关系”,理论创新之内容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我们的研究力图总结出一套切合于“北海币”的货币理论,研究之前并不知道最后提取出的货币论以什么样的形态(形式和内容)出现,但值得我们去为之努力。量化和优化货币发行工作,本就构成金融发展与运行的重要内容,金融又是经济的一种表达方式。“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20]正所谓形势变而规律永不改变,而能够做的就是以不变应对未来之万变,“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21]坚持党的领导,革命战争年代早有实践,对其加以总结和研究,有助于激起我们更多思考,立足现实、面向未来。
（本文作者： 周靖祥 李世华 原载于：《北海银行历史研究文集》 未经作者和本站同意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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