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陈若克(一)

发表时间:2021-11-26 15:16阅读次数:
悼陈若克
 
        不少比若克还重要的同志都遭到了牺牲,对于她的死,为着党,为着革命,为着妇女解放,我无特别悲痛和偏爱。
        不过其他同志的牺性,已有人为之记述和表扬了,何况我们又是夫妻和战友,我算是比别人更多地了解她,加之她又牺牲得那样壮烈,所以我不得不写,而且也不应不写。
        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号那天,我地方军队夜里自大崮撤退,若克带着即将临产的身子,好歹地挣扎了下来。因此,她伴随着几个同志后撤的时候,同大队失去了联络。就在那天深夜或是第二天的拂晓,她便落到敌人手里。
        据说,因为她“十分无礼”,一开始便遭到了敌人的毒打。且从被捕之日起,她便立意绝食,一直到她的牺牲。
        被捕后的两天或三天,孩子生下来了。曾为她收生的村大娘说,她已遍体鳞伤,但她还是那样镇静、倔强、冰铁一般,默默无言。
        起初,她要求速死,但敌人却把她强制着带到沂水城里。在这里,我们的若克同志粉身碎骨地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党,贡献给中华民族,贡献给无产阶级与妇女解放事业了。
        在被抬进日寇宪兵司令部的时候,她患有膈肌痉挛而胃部产生的特有的气呃,惊动了一个先已被俘的同志——女看护杨以淑。她是曾经在一年前看护过若克同志的。她从押禁的屋里跑了出来,伏在若克的胸前悲痛地哭起来了……
        “哭什么?我们既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有中国人的苦痛。哭有什么用处!”若克很从容坚定地象平日批评同志一样对待了杨同志。
        杨看护悲痛地缩回去了。
        据最近脱险回来的杨以淑同志说,在这里敌人曾一再拷问过若克同志:“你是哪里人?”
        “听我是哪里,就是哪里!”
        “你丈夫是谁?”
        “丈夫是抗战的!”
        “你呢?”
        “我也是抗战的!”
        若克同志的态度始终是铁一般的坚强,敌人十分受窘了。
        接着,若克同志继续说:“问什么!快点 枪毙好了!”
        “枪毙?”敌人冷笑说:“还得赔上一颗子弹哩。”
        “那就刀杀!”
        “刀杀还得用力气哩”
        “随你的便!”此后若克同志便默不作声了。
        硬办法既然失效,敌人就用软的办法。若克没有奶,敌人就拿过牛奶给孩子吃。若克将牛奶摔在地下,孩子也绝食了。这样,一天两天地过去了,杨看护很替她难过,她却说“这时候只有坚强!”看守也逼她进食,她说,“要杀就杀,要砍就砍!”
        又过了两天,敌人借口替她“治病”,把她抬走了。
        又过了几天,据说是十一月二十六号,日寇杀害了三个女的,有一个还带着小孩。据汉奸说,这个带小孩的女的太凶啦,脾气太坏啦,审了几天就闹了几天,一点也没有畏惧,还 喊口号、唱歌哩。听到这些话的一切同难者都低下头。
        若克同志在临刑前,还是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善良的人怜惜她,想讨下孩子来抚养,她至死不放。这是对的吗?对的!因为整个民族都在苦难中,孩子的性命算不了什么……拚上一块血肉,好让敌人知道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若克确实是被刺刀扎死的,孩子是同妈妈一起参加了这一悲壮的斗争——这就是敌人的“勇敢”和“胜利”。
        连一个被俘待死的女囚都制服不了的敌人,却还天天想制服中国哩!
        若克同志是广东顺德人,生于上海。父亲是一个报馆行的小职员,母亲是一个出身婢女的家庭妇女。从八岁起她开始上学,仅仅上过一年半的小学便退学了。以后,父亲病故,家庭因负债过多而破产,她和母亲一同被迫到工厂去做工,而且一开始便是夜工。弟弟卖报。这时她オ十ー岁。在工厂里她一直做了七个年头的工,先后去过橡胶厂、纱厂、毛巾厂、机器打袜厂。开始的四、五年做工,她因年幼,必须在脚下垫上几层砖石才能够上机器。七年的工厂劳动・损害了她的健康。她面色苍白,患有胃病、隔肌痉挛、脚气、贫血,还有神经衰弱,经常失眠、头痛以及肺气肿,有时并发喀血等症候。但工厂的生活,也锻炼了这个青年。她有着清晰的阶级意识、钢铁的革命意志,大方而坦率的风度,热情而执拗的性格。她最缺乏的是社会上待人接物的经验,对琐细事物也是无知与呆笨。她对政治、理论、哲学、文化等的接受力与理解力却很强,其进步之快,在她这样的青年中实不多见。
        在做工的年头,从十六岁起,她便参加了工人运动。对她最有帮助的是工人夜校及“国难教育社”。经过许多次锻炼,一九三六年的八月二十三日(这一个日子,她记得最牢,所以我也一直没忘掉),在一个小屋里,在红旗下,她被接收入党,这时她才十七岁。从此便一面做工,一面参加地下党的工厂支部工作。以后又担负支部的责任,支部男女党员共八人。          
        一九三七年上海战起,她以熟练工人的资格,被派随工厂迁汉。因与地下党组织接关系有误,此后,这一支部便失去与上级的联系。她为了上延安,第一次到了山西,延安未能去成。回到武汉后,因所谓“共党嫌疑”及“违反厂命,参加抗战活动”而被开除。失业后,她准备再上延安,又第二次过山西。在这里,她暂时逗留在“华干”(即是我以统战工作地位办的“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我们第一次相遇。她觉得这学校满好,便一直学到毕业(两个月)。这时她失去党的联络已经三个月了,但因无人证明,只得重新入党,同时负责支部的青委及民先工作。半年后,我们结了婚。
        失去党的联络,未能恢复工厂时期的党龄,这是她最痛心的事。为着这,她三年来曾多方寻找旧时的领导者来证明,但均未找到,一直到死,她用实践更好地证明了自己。
        我们结婚的提起是在“七一”那天,“七七”订婚,“八ー”结婚。我们郑重地选定了这几个日子,这是因为我们深知: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奋斗、一切一切……一直到最后一口气,都应当永远同党、同革命、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连结在一起的。
        她牺牲了,她首先完成了这一任务,而且是这样的英勇、壮烈,使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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