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沂蒙精神的人民性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教育中的作用(汲广运)

发表时间:2017-04-09 10:02阅读次数:
         “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具有人民性的基本特征。而这一特征,使沂蒙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教育中具有极其重要作用。
         一、沂蒙精神的人民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沂蒙精神是沂蒙人民的优秀传统文化品格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而升华的结果。
        沂蒙精神是沂蒙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在沂蒙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与沂蒙人民的传统文化品格有关。沂蒙人民除了具有包容、宽容,崇尚统一和权威,注重传承,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等中国人的共性文化品格外,还拥有个性鲜明的优秀传统文化品格。
        1、仁智敦厚、吃苦耐劳又不乏进取精神。处在山水之间的沂蒙人早已深得“爱山”、“乐水”之奥妙,他们既仁且智,既敦厚又不忘进取,从而在民风上兼得鲁之“好儒备于礼”与齐之“宽缓阔达而足智”。同时,沂蒙人受楚文化影响,具有楚人的典章华丽和吃苦耐劳精神。
        2、学术思想的兼容性及学风的经世致用。沂蒙传统的学术思想的主流无疑是儒家思想,而且也出过许多著名的经师,尤其是汉代,可谓名师荟萃。但门户之见却极不明显。如在两汉及以前,无论齐学、鲁学,还是今文、古文,都可以在这里传播。阴阳、儒墨、名、法各家在沂蒙皆流传。这使沂蒙人民拥有了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精明能干、敏于新潮的文化品格。沂蒙人治学讲究经世致用,沂蒙人读书,多半是从书中汲取有益于经国济民的成分,而很少有穷守章句者。如诸葛亮读书“独观其大略”。所以从历史上看,临沂地区虽学者林立,但大都已转化为著名的政治家或军事家,而很少有皓首穷经的学者。
        3、谋略的深远与行动的谨慎。临沂地区的思想家或政治家,无论从政还是处事,他们都常作深层次的思考,在宏观决策上常常表现出深谋远虑的文化品格,在具体行动上则讲究谨慎稳妥。在这方面,诸葛亮无疑是很好的典型。诸葛亮才学高深,避居隆中而谋划天下,《隆中对》面世影响到了中国数百年历史的发展,可谓谋略深远。但他在行动上非常谨慎。首先,他择主谨慎,不肯轻易出山,待刘备三顾茅庐,他充分考察刘备后才辅佐之;其次,他出山后,处处小心谨慎。故伟人毛泽东评价说:“孔明一生唯谨慎!”
        4、重孝行。沂蒙人重孝行的历史悠久,且有理论有实践,在《二十四孝》中,沂蒙人有七孝。东夷文化的仁风仁俗是孝思想的基础。“孝”即“仁”在上下辈之间的体现,广义上的孝行则包括忠于国家等。
        5、刚直重义,敢于牺牲,无私奉献。沂蒙人有大山的品格,刚直重义,一旦沂蒙人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又是非做不可的,他们决不犹豫,决不退缩,直至献出自己的一切。如诸葛丰以特立刚直而闻名。他的敬业精神、牺牲精神,以及处置进退的原则,都对沂蒙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沂蒙人民的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品格,在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沂蒙革命的发展,迅速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这改造、重塑和升华了沂蒙人的文化品格,初步形成了伟大的沂蒙精神。例如,沂蒙人民拥有的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精明能干、敏于新潮的文化品格,使沂蒙人民易于接受八方来客和各种先进思想文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人较快地接受了革命思想即是明证。而沂蒙人治学讲究经世致用的文化品格,则在当代突出地表现为开拓进取、求真务实的精神。沂蒙人的重孝行,在革命战争年代升华为民族大义和大爱,表现为爱国爱党爱军。而沂蒙人的仁智敦厚、吃苦耐劳和进取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则以“艰苦创业”的面貌出现,等等。
        (二)沂蒙精神是沂蒙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精神结晶,是沂蒙人民群体意识的集中体现。
       沂蒙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沂蒙人民进行艰菩卓绝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的产物。在革命战争年代,沂蒙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党组织,投身革命。革命初期,沂蒙爆发了闻名全国的日照暴动、沂水暴动、苍山暴动等革命斗争,打出了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旗帜,吹响了革命的号角,展示了沂蒙人民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英勇献身精神。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先后在沂蒙地区创建了滨海、鲁中、鲁南革命根据地,揭开了沂蒙军民革命斗争历史的新篇章。当时沂蒙老区420万人ロ中,有20万人参军入伍,120万人参战支前,10万人牺性,涌现出了众多像渊子崖村那样与日本侵略军殊死搏斗的英雄村庄,出现了数不清的随军征战的支前模范,出现了“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上战场”的感人局面,涌现出了乳汁救伤员、抚养革命后代、送儿送郎入伍、抢架“火线桥”的沂蒙英雄女性群体。沂蒙人民的精神境界在这血与火的战争洗礼中得到升华。
       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沂蒙人民传承了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响应党的号召,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表现出了沂蒙人民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智慧。新中国建立之初,面对战争留下的巨大创伤和贫困的自然条件,沂蒙人民不等不靠,积极响应党的召唤,继承发扬光荣传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发扬群众的创造精神,集中群众智慧,开展了农业生产“大会战”,掀起了农业生产的热潮,使20世纪60年代的临沂成为全国农业的先进地区之一。涌现出了高家柳沟、王家坊前、厉家寨等一系列在全国有影响的先进典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沂蒙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解放思想、艰苦创业,开放改革、敢为人先,开拓奋进,沂蒙人的精神境界不断得到升华,为沂蒙精神增添了鲜活的文化内涵。因此,可以说,沂蒙精神是沂蒙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精神结晶,是沂蒙人民群体意识的集中体现。
        值得一提的是,“人民”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毛泽东曾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一般来说,对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起积极推 动作用的先进阶级、阶层和集团,属于人民这一范畴。在我国现阶段,赞成、拥护和参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以及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等,都属于人民的范畴。正因为如此,沂蒙精神的人民性特征,决定了沂蒙精神的内涵会随着“人民”内涵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决定了沂蒙精神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决定了沂蒙精神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强大的生命力,进而使沂蒙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闪耀着时代的光芒,体现着时代的价值,也预示着将来沂蒙精神会在推动时代发展的同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升华,并不断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
       二、沂蒙精神所具有的人民性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印证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教育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极端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人民群众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是共产党人制定一切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始终重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教育。如在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明确了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是打倒国内外反动派,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提出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基本观点,并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动员群众、带领群众完成了历史使命。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坚持把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作为首要的、根本的任务,并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旨在落实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人民主体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来源于人民,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坚持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始终不渝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要求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在沂蒙也是如此。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长达10余年的时间里,沂蒙是山东根据地的中心、山东解放区的首府和华东地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枢。刘少奇、徐向前、罗荣桓、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在这里战斗、工作过。他们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教育,积极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结果,沂蒙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小胜大、以弱胜强,战胜了内外强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沂蒙人民艰苦创业,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究原因很多,但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相反,在任何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受挫折。例如,在1941年到1942年,山东根据地由于种种原因,处境十分困难和被动。此时,刘少奇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托来到沂蒙,他从抓群众工作入手,使山东根据地的群众运动很快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各项工作进而也顺利开展起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不尊重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都应该毫无折扣地践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二)为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教育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宝贵的素材。
       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教育,如何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沂蒙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特别是沂蒙精神的人民性特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而且给了我们很好的方法论指导。
       首先,马克思主义与沂蒙人民的优秀传统文化品格结合,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改造、重塑和升华沂蒙人的文化品格,初步形成沂蒙精神的事实启示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教育必须重视宣传马克思主义,必须深入人民群众。只有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与人民群众一起改造、重塑和升华自己的文化品格,才能达到马克思主义观教育的结果。
       其次,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创造性,关心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教育的基础和基本方法。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毛泽东还把群众观点上升为党的领导方法,他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江泽民告诚全党,“各级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想问题办事情要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的落脚点,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老老实实向人民学习,真心诚意为人民服务,时刻警惕不要犯脱离群众的错误。”“深入群众,就要与群众同甘共苦,与群众一起摸爬滚打,关心群众的疾苦,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做群众的贴心人。”在沂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基本上是这样做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刘少奇、罗荣桓、黎玉是典型例子。
       1941年到1942年,山东根据地由于种种原因,处境十分困难和被动。此时,刘少奇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托来到山东沂蒙:他首先深刻分析了根据地存在的困难和被动局面的原因,明确指出了群众运动是山东根据地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项工作。为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刘少奇首先从思想上端正了各级领导干部对群众运动的认识,作了题为《群众运动问题》的专题报告。指出:“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我们的党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要与劳动群众结合起来,依靠自己的群众,依靠自己的阶级。”他还十分尖锐地指出:“脱离群众是共产党员最危险、最严重、最应该受到责罚的事情。无论哪一个党员,也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应当十分注意做群众工作,如果忘记了这条,他虽还在党籍,而实质已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然后他为迅速发动群众,亲自到一些村庄了解情况,见到农民就问:“你们村里有农救会吗?“老乡是不是都参加了?农救会开不开会?”减租减息减得怎么样了?”。他还把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统统派下去,直接投入到了减租减息的火热斗争中。在他的启发帮助下,山东分局的同志提高了认识,并很快行动起来,使山东根据地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促进了山东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罗荣桓在山东沂蒙,一直抓“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认为工作的中心问题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他认为减租减息是发动群众的中心环节。这一工作搞好了,军民关系、群众工作的问题都将逆刃而解。为了推动“双减”工作的开展,罗荣桓在群众工作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做群众工作,一要根据群众的需要,二要遵守群众自愿的原则。当群众还没有觉悟时,要对他们进行“谁养活谁”的教育。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山东分局和省政委会把深化“双减”作为群众工作的基本点,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大生产等群众运动。罗荣桓事事处处维护群众利益,经常教育部队,即使是为群众办好事,也要先做动员工作,弄通思想,和群众一起干,否则,还是会脱离群众的。在一次检查工作中,罗荣桓发现有些同志为便于在反“扫荡”中隐蔽部队、疏散群众,强令老百姓在收高梁时不准砍高梁秆,否则就要严惩。他立即予以纠正,指出对群众不能搞强迫命令,要把道理讲清楚,使我们的规定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就这样,在他们的努力下,山东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自觉维护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平时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战时用鲜血和生命保护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失,深得群众拥护。
       黎玉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始人之一,他在194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山东分局群众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开展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大力发展宣传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开办抗日小学、中学,免费供老百姓子女就学;在医药十分匮乏的情況下,千方百计为群众治病就医,救助了无数百姓,让群众亲身感受到共产党好、八路军好、人民政权好。当时,老百姓把刚打下来的粮食全部捐献给部队,他写信表示感谢,总是以兄相称,以弟自称,体现了群众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当年的许多话语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例如,他说:“我们应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再加上耐心的说服,有力的鼓动,把群众的自动性提高一步。也可以说是经过我们的说服动员后,变成为一种力量,这才有组织群众的可能。......在群众为了实现自己的迫切要求而斗争的自觉已发展成为决心,并且成为多数时,才有发动群众行动的条件。......对群运业务的建设,要更进一步的起来努力,彻底转变官僚主义与国民党的一套强迫命令、包办欺压群众恶劣的作风,彻底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而又教育群众,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切身痛苦,发动群众自觉,健全群众团体,组织群众大多数,开展群众性的大规模生产动与游击战争,树立广大的基本群众在根据地内的政治优势。”
        以上鲜活的历史事例,无疑是我们今天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教育的宝贵素材,也对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教育具有方法论意义。

(作者:临沂大学 汲广运,未经作者与本站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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