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革命战争年代的北仲村妇女识字班(一)

发表时间:2021-04-21 10:00阅读次数:
        在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村村普遍建立了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如:农救会、妇救会、青抗先、儿童团,还有妇女识字班,当年,原费北县所辖的蒙山抗日根据地(今大部属平邑蒙山)之仲里区(含今仲村、武台两镇)北仲村妇女识字班,就是全县办得早而好的典型之一。这个村的妇女儿童几乎全被发动起来了,妇女们在识字班里学习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抗日文化课,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
       妇女识字班,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妇女的组织。识字班,顾名思义,好像就是一个单纯识字学文化的组织,实际上却不然,它还是青年妇女的政治学校。课程除学习小学语文外,还学政治。政治课的内容非常广泛,从政治、经济,到军事、历史、哲学,无所不包。姑娘、媳妇们在识字班里学文化、学政治,唱歌、演戏、扭秧歌,学习反帝、反封建的道理。识字班既是文化学习的组织,又是妇女们在党的领导下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争取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彻底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群众组织。妇女识字班在动员参军、支援前线,舍生忘死、护理伤员,慰劳部队、生产支前,斗争汉奸、特务、反动地主、恶霸,侦查敌情、站岗放哨、传递情报、参军参战打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吕剧《李二嫂改嫁》天不怕的唱词中有“十(识)字班,八字班,白天黑夜的乱翻翻”,就是指识字班当年热火朝天参加学习和革命活动的情形。
       在旧社会里,妇女所受的压迫最为深重,正如一首歌里唱的:“旧社会,好比那,黑咕隆咚的枯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这是那时的真实写照,听来令人心酸激愤!
       在封闭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当年的北仲村读私塾和在外地上学的人相对较多,一些青年人在外面求学读书时,接受了先进思想,学成回乡后在当地教书育人,在北仲村一带的村庄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七七事变前,这个村就有了共产党。特别是中共山东省委及八路军二一五师东进支队进入该地后,这个村的男女青年参军参战的人员很举办,妇女们接受先进思想教育的机会较多。
       1942年春日军大扫荡后,仲里区妇救会长严峰,带领该村妇救会长陈景(后任蒙山县妇救会名誉会长,四个儿女全部参加革命,1960年随南下上海的二女儿刘芳清居住,后病故于上海)、刘均英(六个儿女全部参加抗日。日军占领仲村后,将其大儿媳、二儿媳、三儿及一个孙子杀害,并将丈夫抓到仲村关木笼,用狼狗恐吓,幸亏我军及时才免遭杀害,系笔者祖母)在村里组织了识字班,全村学员达360多人。首期识字班班长由刘芳清、王保莲(笔者的二姑)担任。那时,有的姑娘、媳妇家长思想封建,不让她们去上识字班,识字班(抗战时已成为妇女们的代名词)就和村干部登门动员,个别顽固的公婆,就登门开他的“斗争”会。这样一来,他们就不敢再阻拦了。
       有的反动地主、富农人家的女儿,被识字班唱歌、识字热火朝天的活动所吸引,她们摆脱了家庭的束缚,主动报名参加识字班。在提高政治觉悟的基础上,大多数人都与家庭在政治上划清界限,积极地参加斗争,有的干脆参加了八路军。贫苦人家的女儿参加革命的更多,如识字班班长刘芳清,不但自己参加革命,而且自己的姐姐刘兰清、弟弟刘山清等四人都参加了革命。他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多次立功受奖,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建国后他们兄弟姐妹已成为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南下后,如今姐姐刘兰清在云南昆明定居(离休前任云南省供电局副局长),姐夫刘坚(原蒙山县粮食局局长)是副部级干部(离休前任西南水利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刘芳清本人在上海定居(离休前任上海轻工设计院组织干部处处长);弟弟刘山清解放战争时编入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全国解放后要求转业在上海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为支援大西北建设,又去了陕西,离休后定居西安(厅级)。识字班学员刘健,原名刘丕霞,刘兴涛(离休前任二机部部长助理)之妹,在识字班里非常活跃,唱歌、踩高跷、扭秧歌样样都会。1945年农历10月14日,她曾带领识字班踩高跷,扭秧歌,在军分区驻地,欢送共产党员、杰出红嫂吴娟与抗日英雄、特级残废军人王保胜举行婚礼。如今刘健在泰安市离休定居,丈夫是建国初期的章丘县县长。
       识字班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日伪军极大的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和捣毁这个群众组织。1943年秋季的一天,识字班在县(当时仲里区划给泰宁县)里王科长和区里刘(不学)区长的带领下,去水沟村演出,混进观众里的敌特不断向戏台上扔石头,砸伤了两名识字班演员。当夜凌晨三点多钟,敌特又把识字班住宿的地主家的四合院点燃。顿时,烈火熊熊,火光冲天。识字班学员刘国爱,刘砥石(“文革”前任山东师范学院党委书记)之堂妹被当场烧死。识字班班长王保莲在救火时头发全被烧焦。面对敌人的破坏捣乱,识字班的姐妹们没有退缩,没有屈服,在那极端困难的情景下,她们仍然坚持学习,坚持斗争。
       那时,识字班的学习条件极差:几间破屋当教室,没有板凳坐石头,五六十个人挤在一起,没有石板用罐碴,没有粉笔用石灰,黑板是墙上刷的烟子灰,课本是老师现编现教,老师由小学教员兼任或选拔有文化、有威信的人担任。编写的教材有“共产党”,“毛主席,朱总司令”,“抗日救国,打倒日本”,“穷人翻身,妇女解放”等等。还要重点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件和国际国内形势等。讲课人不限于小学教师,泰宁县的县区干部周星夫(离休前任政协山东省副主席)、张仲玉、吴昌、张涛、郝士文、刘丕学等有时也来讲课,费北县的领导干部徐元泉(离休前任农牧渔业部副部长)、刘次恭、马鸿祥及王保胜(时任县大队长)等也来讲过课。
       村里开斗争敌特、汉奸、地主、恶霸的大会时,识字班最活跃,她们与儿童团啦啦队比唱歌:“儿童团——来一个”!“识字班——来一个”!“好不好?—好!妙不妙?—妙!再来一个要不要?—要?歌声、掌声、啦啦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会场气氛十分活跃,有些汉奸、恶霸私下里议论:“不怕天,不怕地,就怕斗争会上识字班来打气!”妇女识字班多数是年轻人,易于听从共产党的抗日宣传,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易于摆脱封建思想的旧观念,思想进步快,从而形成了妇女组织的中坚力量,根据地内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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