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鸡高歌(张方庚)

发表时间:2020-11-12 22:31阅读次数: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山东军区保卫部侦察队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调查了解临沂城内的敌情。
       临沂,是鲁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经常驻有一个师,不仅能控制东西的黄海港口,更重要的是可以控制沂蒙山区。日宼侵占临沂后,在调集重兵镇守的同时,还设立了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这个机构的头目名叫高桥,年龄虽然只有三十岁,却是个出了名的中国通,他除通过宪兵队、特务系、警察局控制驻临沂城的日伪军和伪政权之外,集中了主要力量,采取了各种手段,窃取我党我军的情报,破坏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为了针锋相对地开展对敌斗争,山东军区抽调了我们几位搞过敌工工作的同志,建立了侦察队。开始,我们主要是横化装侦察,例如巧装改扮成小贩,行商,伺机插入临沂城内,在酒馆、饭店,集场、赌局等敌人经常出入的地方,搜集情报。这种做法,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也从敌人口里摸到了一些只鳞片爪的情况,但不系统不准确。特别是一些重要敌情,根本就搞不到手。又加我们情报处的同志有的是外地人,在出入敌伪关卡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麻烦。记得有一次,我到相公侦察,途经翟家店子,恰好遇到汉奸盘查行人,在检査完了我的良民证之后问道:"哪里人?"我告诉他:“是相公的。”他又问:“庄长是谁?”我又爽快地回答出了庄长的名字。他眨了眨眼,接着又问起了庄里的一些具体情况,我就有些吞吞吐吐了,幸而遇到了一位在伪乡公所里办事的熟人,由他疏通,才得解围脱险。
       这件事发生后,我深深地感到,化装侦察虽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漏洞太多,危险太大。能不能寻求一条更好的方式了解掌握敌情呢?这时,我猛然想到,过去在白区工作的同志,都是利用职业作为进行工作的掩护,那么,我们能不能搞点职业掩护呢?后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情报处,我们几个同志一商议,都认为是个好办法。在谈论到以什么职业作掩护时,有位同志讲了听到的一个故事,他说:“今年春天,有位同志到临沂城里去侦察,刚进南门,就看到聚拢着一伙人嚷嚷,近飾一看,原来是两个汉奸正在打架,一个汉奸的衣裳已被撕成布条,另一个汉奸肘鼻子被打破了,鲜血淋淋。据围观的群众说,这两个人都是烟鬼,为争买一盒烟打得头破血流。”听到这里,我不由心中一动,随即脱口而出,“敌占区缺烟,我们根据地里有的是烟,俗活说待好,亲友见面,酒烟为先,我们何不在烟上做做文章呢?”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大家就异口同声地说,“好主意!”
       我们滨海地区的农户,原来就有种黄烟卷纸烟的习惯,每到烟叶成熟的季节,他们就用土机子制成卷烟到市场上出售一也曾流入过敌占区。为了利用卷烟结交日伪,探取敌情,我们在莒南县的十字路、相邸、大店等集镇上,把一家一户生产的卷烟买进来,然后通过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带进敌占区,一部分卖给小商贩,和他们建立供销关系,一部分也是主要部分供应给我们的地下工作者,让他们以卷烟作诱饵靠近日伪军,掌握敌情。为了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建立个联络点,我们通过内线关系,派遣敌工人员张玉卓,携带妻室子女在临沂城定居,以开炭场、出烟摊为职业掩护,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按照当时的分工,我是负责联络工作的。因此,经常骑着自行车来往临沂与十字路之间,把一箱箱的纸烟从根据地运到临沂城外;再把敌工人员搜集到的情报由临沂带回根据地。有时也在城附近落落脚,住几天,分别向敌工人员传达上级的有关指示,总结交流情况,研究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措施。这种以职业为掩护的做法,迅速取得了显著成绩。张玉卓首先认识了汉奸队的一些小头目,然后又通过他们逐步靠近了日宼和汉奸的一些头面人物,探取了许多真实可靠的情报。记得有一次,张玉卓到日本宪兵队去,从敌人的交谈中了解到日军驻临沂司令官川本,正在集靖日伪军到汤头一线扫荡。得到这一重要情报,滨海地区武装部门迅速做好了反扫荡的准备,调集了一批地方武装和民兵,沿途设伏,袭扰敌人。第二天拂晓,敌人果然按照预定的计划出发了,从过了沂河大桥,就不断遭受我小股武装的袭击,几乎是“庄庄枪声响,村村地雷鸣”。敌人行进到白塔时,遭到我地方武装的强烈抗击,走在前面的汉奸队被我全部消灭,队长被我击毙,敌军且战且走,一直到下午四点才到达汤头。川本传令休息之后,敌人就成群结伙地到汤头温泉里去洗澡,谁知一进汤池,我们布在水中的地雷就接二连三地爆炸……
       随着对敌斗争的发展,卷烟的需要量越来越多,单纯从农户中收购,显然已供不应求。有些已经收购的卷烟,由于质量太差,日伪军中比较高一级的头目根本不用。为了让卷烟
打入敌人上层,使其在敌人核心中发挥作用,一九四三年,山东军区保卫部研究确定,自力更生,建立烟厂。

       兴建烟厂的决定下达之后,我们迅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在十字路北的蝎山脚下选定了厂址,派人到上海购买了巻烟用的罗纹纸和制烟用的香料,聘请了技艺比较高超的卷烟师傅,招收了一百多名卷烟工人。
       要生产香烟,就得有个商号,创个牌子,到底叫什么牌好呢?我们共同商定了一条起名的原则,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名字要通俗,含意要深刻。按照这个原则,大伙进行了热烈的议论,不多会,就想出来十儿个商标。在场的同志都发了宫,唯独孙鲁泉同志未出声,他薛静地坐在一旁,默默地用笔勾画着什么。当我们问起他有什么想法时,他笑了笑,把手中的纸一举,一只英武的大公鸡展现在面前。大家同声髙喊:“好!”没容我们继续称赞,他又高兴地吟诗一
阴云漫夭雾重重,
东风横扫露寒星,
雄鸡高歌天破晓,
红日冉冉正东升。
       在一阵热烈的赞扬声中,我们确定了香烟的牌子叫“大鸡”,烟厂的名字也自然随之叫“大鸡烟厂”了。
       正因为大鸡烟厂是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建立起来的,所以,从投产的那天起,职工们就把生产香烟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多生产一箱香烟,就等于多在敌营中投放了一颗炸弹;多生产一支香烟,就等于向敌人心脏中多插了一把尖刀。”为了这个目标,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夜以继日地劳动,生产指标一再突破,月月超额完成任务。这批自己生产的香烟,除留下一小部分供应根据地军民之外,大量的都运进了敌占区,重点是临沂城里。由于大鸡牌香烟原料纯正,质量优良,价格便宜,气味芬芳,很快名声大振,博得了敌占区各界人士的赞扬,不仅日伪军政人员争买大鸡牌香烟,就连川本,高桥也都偷偷地把大鸡香烟作为生活的必需品,有时还买进供奉给自己的上司。
       通过大鸡香烟作媒介,我们的敌工人员逐步靠近了日伪的上层人物,活跃在他们的中心,从而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紧密地配合了对敌斗争。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这样两件事:一是我们的敌情人员白步春,从外地回到根据地后,了解到他的侄儿在临沂当伪军中队长,主动提出去做他侄一儿的工作。经我们研究后,答应了他的要求,让他改名王成,以出售大鸡牌香烟为名,打入临沂城内,迅速靠近他的侄'儿。开始他在侄儿身旁活动,后来就住在侄儿的家中,经过长时间的说服教育,终于把侄儿争取过来,还在汉奸队内部建立了一个小情报站。王成通过这个情报站,不仅多次探清了川本、高桥对沂蒙山区所要采取的军事行动,而且摸到了不少隐藏在根据地内部的日伪特情,这对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沂蒙军民开展反扫荡斗争和消除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隐患起了重要作用。
       二是,驻临沂汉奸支队长孙永俊部装备优良,既是汉奸中的骨干力量,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鹰犬,日伪军的情况,他知道得比较多,了解得也比较早,要想搜集到一些绝密情报,这人是个重要线索。为了尽快地利用这条线索探视敌情,我们选定了孙永俊的本家孙连举打入敌营。孙连举是个不满十八岁的青年,为人精明能干,办事稳重老练。他接受任务进临沂后,先和我们摆烟摊的地下工作人员接上头,又以卖香烟为名来到孙永俊家。当时,孙永俊正需要心腹之人,看到本家孙连举自动投上门来,自然非常高兴,就把他留在家中当杂务。由于孙连举聪明能干,进一步取得了孙永俊的信任,慢慢地变成了他的贴身警卫。从此,孙连举就经常跟随孙永俊接触敌伪中的重要人物,出入在敌伪军、警、宪核心机关,并通过合法身份,促使孙永俊和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结拜了把兄弟。这样,敌营的许多重要情报、就是通过人情往来,在吃喝玩乐中落到我们手里。一九四四年五月,日寇集结陆、海、空军近万人扫荡滨海地区的情报,就是从孙永俊的口中得到的。我滨海军民根据这一情报・立即动员,迎击敌人。何万祥连以八十一个勇士重创一千五百兽兵,写下了抗战史上壮烈的一页;,二十三团二连,在安东卫战斗中,顽强抗击了七倍于我的敌伪,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绩,被命名为安东卫连3老四团钢八连连长鄢思甲带领全连痛击顽敌于柘汪,经过二十多天的恶成,敌人不得不结束这次扫荡,我军则乘胜追击,连克十几个据点°在总结这次反扫荡胜利的经验时,军区首长在表彰作战有功部队的同时,还特别表扬了我们的情报工作搞得“准确及时”。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临沂城内四千名拒降伪军,虽然被我彻底歼灭,但一批日特和国民党特务却潜伏下来,敌人的鲁中、鲁南和滨海三个战略区都向临沂派出了特工人员。为了统一指挥,加强领导,彻底搞清临沂城内的敌特活动,山东军区保卫部研究确定,在临沂城内南关大街上设立大鸡烟厂临沂分销处,并确定由我担任分销处的经理。从此,我们又继续利用大鸡牌香烟联络各方人士,调査了解情况,查清了隋玉贞等一批暗藏的特务分子,揭露打击了他们妄图组织反革命暴乱的罪行,保障了社会治安,巩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光阴如水,岁月流逝。运用大鸡香烟与日伪做斗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3在艰苦年代里创建的大鸡烟厂,现在也变成了近代化的国营企业,它的产品一大鸡香烟已畅销全国各地。每当我拿起大鸡牌香烟的时候,总是要想一想大鸡烟厂那段光荣的斗争历史,想一想自己在建设“四化”的道路上,如何做出新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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